老狼论语：听老狼给你讲藏在《论语》里的故事
《论语》是一本非常神奇的书，我说他神奇不是因为它本身所蕴含的思想，而是对中国的影响。
这样一本书，竟然影响了中国这么久，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奇迹。那么《论语》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下面就听老狼给你讲一下隐藏在《论语》中的故事。论语》之前先讲几句与《论语》无关的话。
生活的那个时代实行的政治制度叫礼乐制度，虽然当时有些的人们不肯好好地执行它了，但它大体的面目还在，就像一件衣服破了，总归还能穿。
那时候人们从政有七门必修的功课，分别叫做：礼乐射御书数。
礼乐偏重于制度，射御主要是指个人战斗技能，因为过去国家间纷争非常多，经常有战争发生，所以射御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从《论语》中看到孔子总是贬抑子路炫耀武勇，以为当时人们不重视这方面的技能，这是错会了古人意，没有搞清楚孔子因为什么贬抑子路。
有些人认为礼乐制度是等级制度，充满了歧视与不平等，两国交战不过是派奴隶与农民上阵，这也是不了解历史的人的观点。其实在周代但凡战争，国君与大夫必须身先士卒，所以翻一翻历史就知道，那时候国君大夫都是最勇猛的战士，而且必须是，如果你不是别人就瞧不起你。
这些人只看到礼乐制度等级背后不同的待遇，却看不到与等级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
书，我们现在都叫他《尚书》，但在孔子那个时代人们只叫他书，它收集了夏商周比较有名的君王们的一些政令布告与语录，学习它是为了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知道礼乐制度究竟是为了做什么，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只有这样，执行起制度来才能有的放矢。
书告诉人们的内容大致有两条：仁，天命论。
书的内容在此就不罗嗦了，简单地说仁和天命论吧。
仁和天命论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含义也不同，那么作为一种政治上的见解，在春秋时期，这两个方面是一样的，就是执政者要让你国家里的人都能得到合理的利益，让大家都生活的快乐。
近者悦远者来，仁之谓也。
2、
除了研究书之外，古人还经常研究历史。
历史在过去被成为春秋。
如果将书比做数学里的公理与定理的话，那么古人研究的春秋则相当于数学老师给大家讲的经典例题，它又像现在法官与律师们研究的经典案例，通过案例来研究如何把握法律制度。
孔子将当时距离他时代最近一段历史抽了出来，专门地加以编纂整理，成为了一本书，叫做《春秋》，实际上之所以叫它春秋不过是沿用了过去的称呼而已，因为孔子作的这本书在后来非常有名，所以现在人们一提《春秋》许多人就知道是孔子的这本春秋，反倒将它原来的本意忽略了。
孔子将自己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观点评述用一种特殊的手法注入到《春秋》之中，人们称这种特殊的手法为春秋笔法。
现在对春秋笔法通常有两种误解：1，认为它是孔子的发明。2、把它当成拐弯骂人，有话不好好说的一种方式。
春秋笔法并不是孔子的发明，其实是周代史官记录历史表达自己看法的一种体例而已。
文天祥的《叹零丁洋》里有两句著名的诗，叫做“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在晋董狐笔”指的是这样的故事：晋国国君晋灵公无道，赵盾多次规谏引起了晋灵公的反感，晋灵公几次想暗算赵盾，赵盾只好逃离晋国，赵盾还没有跑出晋国的时候，听说晋灵公被自己的堂弟带人给杀了，就又回到晋国主持国政。对此晋国史官董狐这样记录了这件事情：赵盾弑其君。
这位董狐是非常有个性的人，他不但这样写了，还拿着自己的作品跑到朝堂上去对着大家朗诵：赵盾弑其君。
赵盾听了之后有点摸不着头脑。董狐很认真地给他解释：第一，国君被杀的时候，你虽然在逃却还没有逃出晋国的国境。第二，你回来主持国政却不能讨伐弑君的贼子。所以国君就是你杀的。
赵盾一听瘪气了，本来是留恋晋国，却给自己弄来这么一个罪名，真倒霉啊。
在孔子的《春秋》里，记录这一事件，就按照董狐的模式直接抄录了。
3、
赵盾弑君的故事大约在孔子之前50多年，这一个故事就可以充分为人们对春秋笔法的误解释疑了。
其实春秋笔法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我们现在一直在沿用，经常看新闻的人会发现，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报道同类的事件的时候，对与我们交好的国家和关系不是很好的国家的用词语气态度是不一样的。
明白了书与春秋在孔子那个时期人们政治与生活的作用之后，咱们再来谈谈《论语》。
现在通常的结论是《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徒孙们收集整理的有关孔子与弟子言行的一本书。
关键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收集整理这一本书，目的何在？难道它的作用就像毛语录一样，是一门专门用来拍马吹牛的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在孔子时期，礼乐制度遭到了破坏，史称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有些制度还有，但是人们不肯好好履行它了，另一方面有些制度缺失了。
孔子通过自己的挖掘整理复原了这套制度，因此他成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学大师，从《论语》中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许多人都向他请教政治问题，该如何治理国家，《史记》中这样评价孔子在当时的这种地位：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
他就是那个时代礼乐制度的标准答案。
对此孔子也颇为自得，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意思是说他所传述的主张不是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传自古代。
孔子一生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却处处不得志，这是非常遗憾地一件事情。
虽然在政治上不得志，他另一件事情做得却特别成功，就是广受弟子，传播礼乐制度，开创了中国私人教育的先河。历史上号称孔子有弟子三千，贤者72名。
这些人跟他学什么？学习怎么政治，学习怎么治理国家。
在孔子死后，这些人继续向后人传授孔子的思想与政治主张。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将孔子与弟子们在一起的一些经典讲论编纂到一起，为的是诠释孔子的各种主张。
这样说来，《书》是礼乐制度的总纲，《春秋》是礼乐制度的经典案例集，而《论语》则是孔子及其弟子对礼乐制度做的解读，他告诉人们在礼乐制度下该如何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该如何治理国家。
4、
说白了，《论语》就是一本人们为了研究礼乐制度收集整理的政治参考书。
但是，由于中国早期政治的特殊性质，对执政者的道德要求非常高，这就使得孔子及其弟子们不得不更多地探讨道德问题。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那些道德并不是针对普通老百姓的，而是针对执政者的，在礼乐制度里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要求是很低的。
所谓礼乐崩坏并不是普通老百姓造成的，而是执政者不肯履行礼乐制度加给自己的责任与义务造成的。
所以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不是对老百姓而言，而是针对执政者，让执政者们克制自己的私欲，遵守制度的约束。
很久以来，人们总是试图从道德的角度去诠释《论语》，这必然带来对《论语》的误读，也与孔子一生对政治的追求是不符的。
所以解读《论语》必须从政治的角度，将《论语》放在他曾经所在的那个历史环境来研究，才有可能理解《论语》里讲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古人通过研究《论语》来了解礼乐制度，我们却需要通过结合礼乐制度结合那个时代的背景来了解《论语》。
下面开始讲解《论语》以及相关的故事，看一下《论语》究竟讲了些什么。
第一章
1、《论语》开篇第一章是这样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説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説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里评价论语的《学而篇》这样说：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
也有人问我，是不是《论语》的第一章是最重要的，开明宗义，代表了孔子的基本思想。
说心里话，我实在没有看出有这样深的含义来，《论语》我虽读的不多，各种版本加起来读了几十遍是有了，到现在我没有发现第一篇就是比其余的章节格外重要些，或者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
朱熹对第一章的解读是这样的：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
说得简单点，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学起东西来，能时时地去捣鼓他，就会越来越熟，不但越来越熟，而且会让你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很多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用它教育过别人，也有很多人被他教育过。不过能产生那种“不亦悦乎”感觉的人恐怕很少吧。如果学习这种工作真有让人愉悦之功效，现在的许多网吧游戏厅的门上早都结满蜘蛛网了。
那么，让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2、
当时人们要研究的学问迥异于现在，他们的功课归结起来基本有六门，叫做：礼乐射御书数，都是和政治与生活相关的非常实用的学问。
礼乐在古代属于政治制度范畴的，也包括今天的礼仪道德的内容。
在过去，人们之间你来我往的应接都是按照礼仪标准来的，什么级别，什么情况用什么礼仪，奏什么乐都是有规定的，如果对方不按照规定的礼仪来接待你，而又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就属于一种失礼行为，古人会通过这些礼仪行为解读出一些特殊的含义来。
我们读春秋时期历史故事经常会发现这一点，一个国君去别的国家参加会盟的时候，对方派出的规格很低，这不是表示对方不懂的礼节，而是对方对这位国君有不满的地方，促使他反省，或者给他个下马威。
这一招在大国对待小国的国君的时候经常用，如果你是小国的国君，不知道礼仪的话，就解读不出对方在礼仪接待中埋藏的信息。
至于乐则更是如此，我们通常说礼乐制度是以礼乐来代替整套的制度，其实礼乐的含义非常丰富，但当它做礼乐制度的代指的时候，礼就是指礼仪，乐则是指乐和诗，做接待规格标识用的。
为什么叫周代的制度叫礼乐制度？简单的说就是那时候的政治与生活，与人们相关的一切活动必须依附于礼乐之上才能进行。
打个比喻，它就像计算机的系统软件，而人们要做的事情则相当于功能软件，就像打字、游戏各种功能软件只有在系统软件的基础上才能运行。
3 、
孔子的弟子们跟着孔子学习的就是从政，而一个好的士人的标准是什么？
在《子路》篇里有孔子与子贡关于合格士人标准的问答：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所以，要达到从仕的目的，要做一个合格的士人，要追求自己的富贵，就必须熟悉这些东西。
对于礼乐制度你研究得越深，在以后从政的时候，处理起事情来就会越得心应手。
而且，古人研究礼乐制度不但是背条文，还需要借助历史来研究，像尚书、春秋都是古人研究礼乐制度所凭借的工具。
这种研究比起今天我们做数学题来要有趣得多，而且，会不断有新的体会，新的发现，就像律师通过研究经典案例来学习法律制度一样，算不得怎么样枯燥的一件事情。
当然，除了礼乐之外，还有射御，射箭驾车，都是比较好玩的事情，也是做得越多，越有心得的事情。
数是指占卜天文星象一类的学问，这对于古人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单纯的摆弄卦爻，里面趣味无穷，可以这么说，你研究得越深，越觉得有意思。
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不是蒙人的，而是他有切身体会。
我的老师也跟我说过这句话，但是当时我不能理解，这跟我学的东西比较枯燥，又不能马上用到有关系。
相信诸位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让你学一个跟你相关的你马上会用到的东西，相比你的积极性会高很多，如果再有些别的乐趣，自然是乐在其中，不亦说乎了。
今天我们在研究《论语》的时候，要注意区分古代一些词语的含义，因为他跟我们今天的含义有时候是同字不同义。
比如“有朋自远方来”的这个朋字，它不是指朋友的意思，许多人在解读这一章的时候，想当然地认为是有朋友从远方来了，所以应该热情接待，这种解读是错误的。
4、
杨伯峻先生在翻译这一章的时候，直接翻译成：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这是对的。但杨先生的《论语译注》只是着重于翻译，解读方面工作做得不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对于这一句，杨先生的《论语译注》是这样断句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我始终觉得这样断比较别扭，不如“人不知而不愠”好一些，不过这是细枝末节，无所谓的事情，重点是对内容的理解。
杨先生的翻译是：人家不了解我，我却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对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翻译是非常容易的，可是为什么人们不了解自己，当时的人会不高兴？这才是了解这一章的关键之所在。
孔子之所以说这句话，必然当时有一部分因为人们不了解自己而不高兴。
古人非常渴望别人了解自己，当然这种渴望现代人也有，那么古人的渴望了解与我们现在的渴望了解有什么不同？你是不是在别人不了解你的时候会生气？
5、
在《论语》中还有几章这样的内容，他们分别是：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篇）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里仁篇）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篇）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篇）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卫灵公篇）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阳货篇）
这是《论语》与名有关的章节，我这儿说的名指让别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的那个名，是声誉在外的意思。
有人统计过，整部《论语》仁字105个，提到仁的章节有五十几章。
对春秋时期，在政治来讲，仁是礼乐制度的核心，是灵魂，于个人修养而言它是最高标准，这样关键的词语在《论语》中的比重不过如此，而一个有关别人了解自己与否的话题却占了七章，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
6、
要了解古人为什么看重自己的名，为什么在乎别人真的了解自己与否，就得先说下礼乐制度这个制度的性质。
为了不把人搞的头晕，我简单地说下：礼乐制度是一套贤人性质的政治制度，就是帕拉图在他的理想国提到的那个制度。只不过帕拉图的理想国还只是一种构想，而礼乐制度则是中国已经落在现实里的制度。
贤人政治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的执政者都是贤人，他们有能力，有道德，负有领导社会之责，能把社会导向美好的未来。
在帕拉图的理想国里，贤人的本事是天生的，所以他不需要为社会的贤人从哪里来发愁，他只要坐在家里设想就行了，根据社会的需要，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贤人，他就可以让社会有什么样的贤人。
但是礼乐制度不行，它没有这个优势，它要面对现实。
所以，礼乐制度只能选贤而用之，就是说执政者从社会上选拔贤人来加入执政集团，协助自己治理国家。
请诸位注意，如果你搞懂了礼乐制度的贤人性质，你就搞懂了那个社会事情的一半。
那么古时候的贤人怎么选？
如果是今天就好了，大家都有文凭，国君要选人才，大家把文凭往上一递，国君挨个打开看，北大的，清华的，南大的，都一般啊，哦也这个好，不但封皮漂亮，印刷质量也好，而且还是外国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选它吧，克莱登大学高材生，还有那个似乎更好，西太平洋大学的，真牛，就用你俩了。
过去没有文凭，也没法像今天的西方一样举行选举，选出大家最满意的人来，只能靠贤人自己的名声。
7、
你通过学习，有能力有道德，名气越来越大，那么时间久了，被执政者知道，就会录用你进行试用，试用的好，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而生气的原因。
因为一个人在学问道德上名气的传播只能靠与自己相同的人来传播，就像那些来自远方的知趣爱好相同的人，通过交流，大家发现你确实有本领，有能力，就会向别人介绍你，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就会知道你。
既然是交流，总有些见解不同的地方，这是孔子主张不能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原因，他在用另一句话表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篇）
也就是说要想成为君子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人之所以不了解你，说明你还需要努力。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可能成为君子。
这就是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原因。
8、
我所引用的几章，像“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都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非常有助于《论语》第一篇第一章最后一句的理解。
至于与个人之名有关的其它几章，明白了名在那个时代对个人的意义之后，它们的意思就非常好理解了：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害怕你还不了解别人。
对人们来说，本来就这样，能沉下心来读懂别人的时候，才会被更多的人了解，这种人也比一般的人更有前途。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这句话似乎格外显得富有内涵。
2、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孔子说：不要担心没有你的位子，要先想想你有没有做那个位子的能力。不要担心没人知道你，你要做的是努力充实自己，先要具备被别人了解认可的资本。
3、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只愁自己能力不够，不愁别人不了解自己。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说:后生可畏，怎么就知道后人不如前人？如果到了四五十岁还默默无闻，这人也就不会有啥了不起的了成就了。
这就是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
5、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君子担心一辈子没用令名。
6、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到了四十岁还被人讨厌，这人就完了。
第二章
1、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一章记录孔子的弟子有子说的一句话。
有子的名字叫有若，在孔子的众位弟子中，有子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可惜被时代淹没得太久，现在的人很少有了解他的事迹的。
司马迁和孟子都讲了一个故事，说孔子死了之后，众位弟子都非常难受，因为有若外形长得跟孔子有些像，所以大家决定把有子装扮成孔子的模样，然后像伺候孔子一样地伺候有子，过一把干瘾。
这个故事当然是瞎编的，属于当时的一种误传，但是孟子和司马迁却都采信了这样一个说法，为什么像孟子和司马迁这种水平的人也能相信这种瞎话？
这大概跟两件事情有关系。
一件是在过去人死了之后，有扮尸的习俗。从死者的第三代后人中找出一个来，扮成死者的样子享祭。
正因为有这种习俗，所以司马迁和孟子觉得有这种事情很正常。
2、
但是好好地为什么有这种传言出来呢？莫非有若真长得跟孔子很像？
按照记载，孔子这人虽然学问非常大，长得却非常磕碜，是许多人的外形凑起来的这么一个长相，要找到一个跟孔子长得像的人其实非常不容易。
而据历史记载，有若确实有一点跟孔子很像，不是模样长得像，而是学问见解，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师徒二人非常相像。
《礼记·檀弓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若问曾子（曾参，孔子的弟子，据说孔子学问最得力的传播者）：你向先生请教过一个人在失去官位以后应该怎么办没有？
曾参说：请教过。先生说了，丢失了官职的就赶快穷死去吧，死了的就赶紧烂掉吧（丧欲速贫，死欲速朽）。
有若一听，头就大了，别说有若头大，就现在人一听孔子讲出这样的话来也得发懵：哪有这样讲话的，还亏了是圣人呢。
所以有若凭自己对孔子的了解，就下了一个结论：这绝对不是先生讲的话，先生不会讲这样的话。
曾参一听，有些着急，说：这是俺曾参亲耳听先生说的。
谁知道有若还是摇头：“先生不可能这样讲。”
曾参一听真急了，还找出一个证人来给自己作证：俺跟子游一块堆儿听先生说的。
估计曾参说完这句话很得意，这下你没招了吧？
3、
谁知道有若还是不认账：我不是说你撒谎，而是说先生的话一定另有所指。
憋了一肚子气的曾子去找子游，把有若不相信自己的事情对子游说了一遍。
子游一听，很是感慨：哎呀，太像了，有若说起话来真跟先生一样呢。当年，先生住在宋国，看见桓魋（宋国司马，跟孔子有仇，曾经想害孔子）为自己打造石棺，做了三年还没有完工，先生就说：“像这个样子奢侈，死了还不如赶快烂掉的好。”“死欲速朽”这句话是针对桓魋那种情况的人说的。南宫敬叔（鲁国大夫，曾因被割掉官职而离开鲁国）从国外回来，每次总带着宝物去见国君，向国君行贿，希望弄个官儿做做。先生见了很反感，就说：“像这样子行贿，还不如丢官之后让他一无所有呢。”“丧欲速贫”这句话是针对南宫敬叔那类人说的。
曾参是个实诚人，听了子游的解说以后，又告诉了有若。
有若说：我就说嘛，先生不可能讲那样的话。
曾参说：你是咋知道先生不可能这样讲的？
有若说：先生作中都宰的时候，曾经规定：棺的厚度是四寸，椁（裹在棺的外层，即外棺）的厚度是五寸（注：古人用棺椁成殓尸体埋葬，一是不希望亲人的尸体喂了虫蚁，二是希望尸体能保留地时间长一些，不要马上烂掉。这种想法现在看来当然比较愚昧，但是这毕竟是二千几百年前的事情，不好苛求，关于丧葬古人还有许多自己的想法在里面，与本文关系不大，故略），我因此知道先生不会说“死欲速朽”那样的话。先生不做鲁国司寇之后，想去楚国发展，先派子夏去联络，随后又派冉有去说明自己的想法，我以此知道先生也不会说“丧欲速贫”那样的话。
从《礼记·檀弓上》的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有子的见识和本身分析问题的逻辑能力。
4、
在了解了有子的一些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有子讲的这段话：一个懂得孝道的人，却喜欢犯上，这种情况是很少会有的；一个人如果不会犯上，却喜欢作乱，这种事情也不会有。君子治理国家要先务本，根本建立起来了，道也就跟着产生了。孝道就是为仁之本啊。
这里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
1、“犯上”之“上”，在过去指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从有子的话来看，这儿的上就是指能管到“孝悌也者”的人。杨伯峻先生将它译为上司，我总觉得这样译法似乎太现代了一点，但确实也找不到简单通俗的字代替它，所以直接不译，采用原文，现代汉语里犯上也有不顶撞上司的含义，做这样的保留，大家都能看得懂，也更好理解一些。
2、在古代犯上与作乱不是一回事情，二者的程度差别很大，犯上大约是指言语、态度上的冲撞，而作乱则是造反了，情节比较严重了。
南怀瑾先生在它的《论语别裁》里将作乱译为捣乱，似乎很不合适，捣乱在某种程度上比犯上还要轻些，显然不符合原文程度递进的意思。
原文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杨伯峻先生是这样解释这一章的：有子说：“他的为人，孝顺爹娘，敬爱兄长，却喜欢触犯上级，这种人是很少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从来没有过。君子专心致力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就会产生。孝顺爹娘，敬爱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本立而道生”，“道”究竟是指什么？杨先生没有讲，也可能感觉没有合适的字眼来简单地表述他，所以直接引用了。
在这一章里，孝悌与道与仁的关系对现在的人来讲非常不好理解，孝悌与君子务的道有什么关系？与仁有什么关系？君子又是指谁？
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这一章的意思就是翻译出来了，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就像听鸟叫，你可以模仿鸟的声音，但是不知道它表达的含义。
为此，有人认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仁”是通假字，应该是现在的人。
如果“仁”写作“人”这一章就好理解多了：君子就是指想提高自己修养的人，一个人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孝是最基本的做人准则。
这样理解似乎也不错。
南怀瑾先生就是这样解释这一章的：学问之道在自己作人的根本上，人生的建立，内心的修养。所以“本立而道生”，学问的根本，在培养这个孝悌，孝悌不是教条。换句话说，培养人性光辉的爱，“至爱”、“至情”的这一面，所谓“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
这样解释起来自然可以从容应付了，孝悌做人的根本，非常通畅，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讲得通。
但是杨伯峻先生却不同意，他举出《管子·戒篇》中的一句话来作证，“孝弟者，仁之祖也”，如果仁可以解做人的话，那岂不是孝悌者就是人之祖了？
学问有时候就是这么无情，想捣糨糊是不行的。
5、
所以要搞清楚本章的意思究竟是指什么，需要先搞清楚下面几件事情：
君子指谁？2、道是指什么？3、孝悌与道的关系？4、孝悌与仁的关系。
相信这几个问题搞清楚了，本章讲的什么自然就清楚了。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君子到底指什么？
君子今天指道德高尚的人，在春秋时期却不是这样。
君，在早的时候指首领，“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意思就是人们找一个首领出来，是为了给自己服务的。
君子当然最初就是指君的儿子，因为君的儿子通常都会参与到政治当中去，所以君子含义随之发生了演化，变成了执政者的代指。
在春秋时期，只有具备一定修养一定能力的人才具备选贤资格，才有可能参政，所以君子有时候也指能力道德都具备了相当水平，达到参政能力的人。
君子自春秋时期也开始演化，因为当时要求参政的君子不仅能力强，而且必须道德高尚，特别从孔子开始，提出了许多直接针对执政者的道德条件，认为只有达到这些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执政者、
这样，渐渐地，君子一词执政者的含义退出了人们的视线，开始专指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
这种演化在汉语里是一种非常正常现象，例子有许多，像春秋时期的公子主要指国君的儿子，因为那是诸侯国的国君最高的爵位就是公爵，所以大家经常称国君的儿子为公子。
后来就成了富贵人家孩子的专称了，所以才有王孙公子把扇摇这样的话传世。
现在公子已经成了普通的称呼了，尊敬的含义也有，戏谑的成分也有，谁想用谁用。
与君子一次相反的是小人，小人在春秋时期主要指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冉有跟季氏讲话时就自称小人，孔子跟鲁哀公讲话的时候，也自称小人。
这是因为相对对方来讲，自己身份比较低的缘故。
正是因为小人常常指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一方，所以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指普通老百姓，因为老百姓的整体社会地位都不高。
这样君子与小人就成了当时社会成分最简单的一种划分方法，君子指执政者，小人指老百姓。这种划分方法类似将现在的人划分为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一样。
所以那时候提小人并不是骂人的话。
我们看历史，经常有一个国家的使者到另一个国家出使，对方问道自己国家情况的时候，使者会这样回答：俺们国家君子们是咋想的，小人们又是咋想的。
这绝不是瞎谦虚，说自己的国家除了道德高尚的，就是一群心灵污秽的人，而是说俺们国家当官的是怎么想的，普通老百姓又是怎么想的。
6、
第二个问题：“本立而道生”的道究竟是指什么。
道，如果单独的解释，通常有规律、规则、方法这样的含义，但是道很少单独使用，通常前面需要加一些定语，如：治国之道，修身之道等等。
孔子一生研究的都是政治学，他钻研的学问都是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说白了就是礼乐制度。
因为礼乐制度的目标是仁治，让所有的人都能过上安稳的生活，故常常被称作仁道，以仁治国之道。
一个君王能真正做到仁道的时候，天下人会像水向低处流一样地归服于他。如果整个天下的人都归心于他，那么他当然就是天下之王，所以礼乐制度又被称作王道。
上世纪日本侵略中国时曾经有个口号，说要在中国建立“王道乐土”，就是从这里取的意，因为王道下必是乐土，就像《诗经》里唱的“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要去的就是一个适宜自己生活的地方。
不过刺刀下面是没有王道的，王道是要通过仁政才能达到的。
仁道也好，王道也好，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来获得人们的拥戴，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仁。
因此本章的这个“道”就是指仁道，这是礼乐制度的精神与灵魂。这也是为什么本章最后一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原因。
实际有若已经说明了：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从上面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到，君子务的本是孝悌，本立而道生，孝悌又是为仁之本，那么道即仁，原文中实际已经说得非常明显了，只是一般人没有注意这一层关系而已。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是对前面几句话的总结。
在搞清楚这些之后，我们再研究本章的内容，就会发现顺畅多了：
一个懂得孝道的人是很少会冲撞自己的上司，而不肯冲撞自己上司的人却会起来造反，这种事情是没有的。所以执政者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先务本，根本建立起来了，仁就有了。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啊。
不过，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搞懂了这一章，有若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深得孔子学说的三昧，这一章确实还有很深的含义，因为我们不处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的背景，会忽略一些问题。
君子、仁、道的含义搞清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孝悌与仁到底有什么关系？
7、
为了弄清楚孝悌和仁的关系，先介绍一下孝悌在春秋时期的概念。
中国的孝悌思想大约起源于文王时代，从文王的养老开始的。
在文王之前，中国这片土地上流行的是贱老。
那个时期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壮劳力忙死忙活不一定能得到温饱，何况老年人呢？所以那时候人老了，不能做事以后，大多都被人所嫌弃，处境很悲惨。
这似乎也怨不得什么，像灾荒年间不是经常有易子而食的吗？有些问题就不是个人道德能解决得了的。
现在不是有专家研究结果证实，在非洲一些地区，每当碰到荒年的时候，爆发战争的几率就会增大吗？其实又何止是非洲，只有影响到生存，哪个国家都一样。
有一句俗话，可以证实老年人在那个年代的惨状：老而不死是为贼。
这就是中国亘古传下来的一句俗语，你叫它成语也好，谚语也好，都指明了那时一个事实：老年人倍受歧视。
贼在这里不是指盗贼，这句话也不是说人老了就像盗贼一样品德败坏不是东西。
贼，古代指庄稼的一种害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老了，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消耗粮食，就像庄稼的害虫一样。
每个人都会老，每个人都会被嫌弃。老，是笼罩在人们心灵上的一道阴影，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消除了人们心灵上的这道阴影。
这个人就是周文王。
文王是古公的孙子，从他开始中国开始有了养老的政策，这可能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文王养老的具体制度已经不存在了，而且到了孟子时代人们对此发生了疑惑，孟子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阐述这种制度：家里种点桑树，养点家禽，这样老人的衣服、肉食就全部可以自给自足了。
孟子这种指靠个人力量的家庭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一直传到现在，真是可悲。
但是文王的养老政策肯定不会如此，如果自己能解决，文王的养老政策在当时就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没有公路，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消息的传递完全依靠口口相传。在这种情况下，文王的养老政策竟然传播到了东海边儿上（所谓的东海大概指现在的日照、青岛这一带的地方，从岐山到日照，如果步行的话，在当时真要走些日子）。
而且惊动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人，一个是伯夷，一个是叔齐，还有一个是姜子牙。
如果当时中原地区的养老问题能解决的话，文王的养老政策就不会有这样深远广大的影响。
8、
如果看看今天世界移民的趋向，也许会明白文王养老政策在政治中的意义。现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好，政治环境宽松，是移民首选之地，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去的，而且对人的素质做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样做既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从客观上讲，为西方引进了大批的人才。
在文王时代完全没有这些限制，只要你是老人，你就可以跑来纳福，如果所有的老人都去岐山养老，不把文王吃垮了么？
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完全可以不必担心，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莽莽榛榛，地多人少，到处是虎狼虫豹。走着走着遇到一只狗熊丝毫不稀奇，如果一个人走了几天都遇不到一只猛兽那才叫稀奇。
所以，老年人能像伯夷叔齐老哥俩这样有本事自己跑去岐山的并不多。大多都是拖家带口去的。
从文王之后过了大约千把年，有一个人研究这段历史，用一句话指出了文王养老政策带来的好处：老老而壮者归。
这个人就是荀子。
也就是说文王养老，在客观上却吸引了大批年轻力壮的人前去归附。虽然大家都在贱老，但是年轻人终究也会老，也有被贱的那一天。
移民的大量涌入无疑大大加强了周的势力，因为当时愁的不是没有土地，而是有土地没人种，这与现在西方吸引移民得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文王在发展初期曾经因为发展势头太猛，引起了商纣王的注意，将它囚禁在了羑里，后来大家又把他赎了出来。
通过这件事我们可以发现，在最初的时候，文王根本没有跟纣王周旋的基础，只能任人宰割。
他死的前一年把都城从岐山迁到了丰邑（今西安附近），从岐山到丰邑，距离殷商腹心的距离已经非常近了。
这就像两个人打架，开始的时候弱小的一方总是要躲着强大的一方，害怕受到他的欺负，现在曾经弱小的一方不但不再躲避原来的强敌，而且还主动往他跟前凑。
这说明此时周人的势力已经足以与殷商匹敌，他已经不再害怕纣王，而且有了图谋纣王之心。
他死后不久，他的儿子武王带领军队灭掉了纣王。
文王时期是周人发展历史中的第二次腾飞，它奠定了周与殷商争天下的基础，周的发展如此之迅猛，从这可以看出养老政策到底给了周人怎样的影响。
花这样大的篇幅讲文王养老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两件事情：
文王的养老是孝悌之源。从养老、敬老逐渐演化成了后来的孝悌，成为了中国家庭伦理道德的核心。
仁。叶公曾经向孔子请教为政的事情，孔子告诉他：近者悦远者来，这就是政治的目标，政治的目的就是让跟随你的人获得稳定的生活，让那些还没有安定下来的人愿意跟随你，只有这样你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仁的本质其实就是安人而自安。
孝悌在作为一种伦理体系，孔子用二十个字来总结作以：父慈、子孝、兄良、弟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
去掉最后的“君仁、臣忠”，全部是讲家庭伦理道德的。
有人说以孝慈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伦理道德是孔子建立起来的，这样说的人明显是不知道历史的人。
春秋时期，有一个与孔子同时代的人也用差不多同样的语言叙述了这一伦理体系，他说：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这个人的名字叫宴婴，从宴婴与孔子对当时的伦理体系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根本不可能是孔子创建的伦理体系，而是早就存在的。
无论是孔子还是宴婴，都是在叙述着一套早已存在的伦理准则。这又为孔子那句“信而好古，传而不述”提供了证据，说明孔子那句话不是谦虚，而是对自己所做工作的准确评定，这是我们在以后的《论语》研究中，必须要注意的一点。
下面从分析父慈子孝入手，看个人在家庭伦理道德中应承担的责任。
9、
古人以孝悌代指其时的伦理体系，其实用孝悌代指古代的伦理体系不如用孝慈或者孝道来的恰当。
孝是指小辈对长辈的责任义务，慈是长辈对小辈的责任义务。
孔子按照父慈子孝的顺序来排列孝悌的内容，除了是按照尊在前的习惯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个道德体系里，起首要作用的是夫、兄、夫、长。
只有父亲做到了慈，子才有可能做到孝。
许多人会非议这种看法，认为孝道是无条件的，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是受后世儒家思想影响的结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没有条件的。
如果仔细研究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我们就会发现一点：在真正的礼乐文化里面，人们认为所有处于上位的人肩负着更重的责任，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因此，古人才有：“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的说法。
慈，不仅是慈爱，还包括教育。
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有很深的认知，他们认为父亲在对待子女问题上，一般会喜欢有能力的孩子，母亲则是喜欢有能力的，怜爱那些能力不是很强的孩子。
这是人之常情，也是那个社会的现状决定的，因为父亲的责任是养家，通过劳动挣回来衣食住行的资本，母亲的责任则是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自然希望儿女们有能力，可以协助自己了。
后世流传下来的孝道只有下对上的责任与义务，这完全拜托了儒家们所为，他们在传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或者有意地或者无意地漠视了上位的责任义务，加重了下位的责任义务，这种行为长期积累下来，使人们形成了对礼乐文化的误解，错把儒家文化当成了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与儒家文化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区分法则：礼乐文化主张责任与义务是双向的，如果说非要区分出轻重来的话，礼乐文化认为社会的好与坏的责任更主要的是上位的人决定的，是权力者的责任更大，所以我们读《论语》会读到“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样的话。
所以，子孝与不孝，不但取决于他自己，还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和父母给他的影响。
在《论语》里有非常重要的两句话，一般会被人所忽视，这两句话是：“子曰，爱之，能勿老乎；忠焉，能无悔乎？”
爱你的孩子，能不让他多做一些事情吗？对自己的孩子诚心诚意的，能不多教他一些为人处世之道吗？
让自己的孩子叠自己的被子，远比成天絮叨学会叠被子的重要性重要得多。
教会自己的孩子宽容地对待别人，教会他们接受别人，容纳别人，远比替他们砍人重要得多。
什么是害？什么是爱？道理非常简单，但是要做到确实很难。
如果人们都懂得了这个道理，长春17岁的少年也许就不会因为打篮球丢掉性命了吧？
那些拎着大包小包的父母，牵着孩子的手去应聘的父母，到底是爱他们的孩子呢？还是爱自己的感受？
连老鹰都知道带着小鹰飞翔，狮子还知道从很小的时候教授幼师捕猎，现在的人却不懂得这点。
把孩子养成了宠物，到底是爱还是恨？到底父母跟自己的孩子有多大的仇恨，才会这样去做？
10、
礼乐制度非常强调秩序与分寸，这是研究《论语》的人必须要注意到的现象，今天的人讲起爱国来常常慷慨激昂，一副热血沸腾的样子，在春秋时代这样是不对的，礼乐文化对此根本不认可，所以翻遍《论语》你找不到让你爱国的篇章，因为那个国根本不是你的，你凭什么爱？
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事君远而谏，谄也。也就是说你的地位不够，跟君主的关系比较疏远的话，偏要腆着脸进谏，这就是谄媚的表现。
礼乐制度讲的就是职责和分寸，超越职分在礼乐文化里面是违背礼法的行为。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有子为什么要强调孝悌，一个人最基本的责任是家庭的，依照亲疏的关系向外扩展。
所以，在《论语》里才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要求，才有父母健在的时候不能许身于人（类似替人报仇做刺客之类的事情是不能轻易答应的）的说法。
按照这个原则，我们在现在社会的首要责任就是抚育儿女，让他们健康成长，照顾父母，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其实人的首要责任是自己，其次才是父母儿女，但是我如果这样谈，有些不理解的人会认为这种观点会导向让人们彻底的自私，是功利主义论，所以将这个观点保留到第十篇去谈）。
普通人懂得孝悌，一家人就会幸福快乐。
一个国家如果每个家庭都安康了，社会安定的基础就有了。
那么，普通人懂得孝悌与治国之仁有什么关系？
国君也是人，也有父母，虽然他成为国君的时候父亲已经没了，但是在古人的观念里人死并不是如灯灭，只是形体的消亡，他的灵魂依然存在，并会在肉体消亡之后进入到另一个世界里，他在另一个世界里也需要吃饭喝水，也需要基本的一些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的获取只能依靠后代来提供，用祭祀的方式供给。
读《春秋》的时候会发现，当时有些人会担心后代不够争气，或者感觉世道不好，后代不能存立，连带自己做饿鬼，就是这种思想的反应。
所以，作为国君也有自己的孝道，国君的孝道是什么呢？
11、
在周宣王时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鲁武公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去拜见周宣王，周宣王喜欢鲁武公的小儿子，就立鲁武公的小儿子做了太子，当然这是违背礼法的，当时樊仲山父劝他，他也不肯听。
结果鲁武公死了之后，鲁国人不服周宣王立的继承人，将他杀了，还是立了鲁武公的长子做国君，为此，周宣王带着军队亲自前去讨伐，杀了鲁武公的长子，立了鲁武公的另一个儿子做了国君，是为鲁孝公。
周宣王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各诸侯国的警觉。
周代的制度是比较完善的，大家都按照制度来侍奉天子，管理国家，现在周宣王不但在诸侯国的继承人问题上乱来，给诸侯国带来了麻烦，而且还强行用兵，这种做法使诸侯国的国君们感到不安，大家开始疏远跟王室的关系。
周宣王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决定为诸侯国找一个榜样，让他来带领训导各诸侯国。
这实际就是给诸侯国找个大哥，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诸侯方伯，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起一个缓冲的作用。
这时，又是樊仲山父出来出主意，他说：选鲁国国君吧，他孝。
宣王问道：你是咋知道的？
樊仲山父说：他聪明有礼，尊敬国家的元老，执政的时候，经常查询先王的遗训，了解历史上的成例。
宣王听了之后说：嗯，这样他一定能治理好他的国家。
于是让鲁孝公做了诸侯之长。
所以，国君的孝就是按照先人留下的制度、参阅父祖留下的成功案例来管理国家，使国家不断地发展，不要被国人所抛弃，这样祖先可以长久地得到祭祀，自己死了以后也可以安享后辈的供养。
而且按照礼乐制度的观点，一个国家执政者对这个国家的民风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如果执政者都能秉持孝道的话，一国皆孝，孔子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偃”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
这个从今天的社会也可以看得出来，许多不良风气并非来自民间，而是从上到下的熏染。
国君孝道就会努力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就会践行仁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老百姓有样学样，就会遵守孝则。
由上所述可知，有子的这段话的含义就很明显了：小人孝，就会安定自己的家庭，君子孝，就会安定国家，家安则国安，所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
孝在礼乐文化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论语》中占的章节也比较多，就不集中到一起来谈了，如果遇到相应章节，再从一些侧面来研究孝的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
第三章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1、
杨伯峻先生如是翻译这一章：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善的面貌，这种人，‘仁德’是不会多的。”
花言：指花言巧语；令色：指装出好的脸色来欺骗对方。
仁的含义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的演化，有指执政者的，有指个人道德修养的，还有指礼的，还有指人的，甚至还可以作为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随着谈话场合的不同，分出了很多不同的意思，但其本意都没怎么改变。
仁，在此处指个人的道德修养标准。杨先生将它翻译成“仁德是不会多的”也可以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宁肯让自己的翻译看起来非常别扭，也要尽量保留原来的句式。
作为对《论语》的解读这样翻译显然是不够的，我认为这句话这样理解比较合适：巧言令色的人，很少有能做到仁的。
仁既可以代指人，也可以代指道德的程度，这些用法在《论语》中都曾用到。
仁在孔子心中的地位非常高，他的许多弟子都非常出色，他都不肯轻易许一个仁字。从这一章所表达出的含义来看，我们可以推知孔子这是在与人们谈论如何判断一个人，或者说在评论某个人时所讲的话。
那么《论语》收录这一章的含义是什么？它要告诉人们一些什么呢？
2、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本章的含义。
一、
孔子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不能给一个人衣服，你就不要问人家冷不冷；如果你不能给人提供住宿的地方，就不要问人家住下没有，住哪里；如果你不能向人家提供帮助，就不要问人家有困难没有。
也就是说，孔子认为那种空口说好话，只用嘴安慰人的人，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的伪君子，想做好人，又不肯付出。
每年春节之前，都有一些现代君子去穷人家访问，带一点面，一点菜，或者一点钱，以示惠民，对于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来讲，那些究竟能解决他们多少困难？既想让人们说一句勤政爱民，又不想真正付出，彻底的解决社会问题，这应该算是巧言令色在现代政治上的应用了吧。
这种人自然也不会有什么仁德。
3、
二、
还有一种人，希望取悦所有的人，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希望所有的人都说自己好。
对此，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阳货篇）。
杨伯峻对此的翻译是：没有真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人。
前面说过，贼在古代指害虫，因为周是农业社会，所以对农业害虫特别痛恨，孔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老好人就是戕害道德的害虫。
礼乐制度是非常讲究原则的，要求人们一切都按照制度来，是就是，非就非，那种老好先生讨好所有的人，不分是非，即便在今天的现实里也非常令人生厌，更不要说什么仁德了。
一个人如果想取悦所有的人，必然要放弃原则。
子贡曾经向孔子请教过这样一个问题，记载在《论语》子路篇里，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让一乡（注：乡，古代的行政单位）的人都喜欢自己，说自己好，您认为如何？孔子说：不好。子贡又说？那让一乡的人都讨厌他，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不好。不如做到让这个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认为他好，坏人都讨厌他，厌恶他。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要有起码的原则。
一个有原则的人绝不会努力去讨好每一个人。
在《论语》的公冶长篇里记载了一个很小的故事，有个人叫微生高，有人跟他借醋，他的家里没有，专门跑去邻居家借了醋再给这个人。
孔子对此评价说：“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别人跟你借醋，你如果没有，只要说一声抱歉，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就已经结束了，剩下来的事情是人家继续找人借。你现在跑去跟邻居借了算是怎么一会子事情？如果邻居跟这个人有意见，不愿借，你夹在中间算干嘛的呢？
同样的在公冶长篇里，孔子更详尽地表达了对巧言令色之人的看法：“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知
心里明明不喜欢一个人，却不表现出来，装作跟人很友好的样子，这种人非常可耻。
那么，既然如此，孔子是不是主张对一个人有看法就直接说出来，像一个炮筒子？
巧言令色不行，直而无礼同样不行。子曰：直而无礼则绞，意即直率而不以礼节制，就会流于尖刻。
巧言令色不行，太直率还是不行，究竟怎么样做才好？
孔子认为礼乐制度已经详尽地为人们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我们用一个小故事看看孔子是怎么做的：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阳货篇）
孺悲不知道怎么得罪了孔子，在他想拜见孔子的时候，孔子推辞有病，不肯见他，等传话的人出了门，孔子拿出琴来，边弹边唱，故意让孺悲听见。
孔子的这种做法在今天的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简直是不怕得罪人的做法，或者有点侮辱人的性质了，但是在礼乐文化里，这却是恰当表达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
一个人想让所有的人都喜欢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做人的原则，如果没有了原则，即便不作恶也不可能为善，这种人怎么能做到仁呢？
@haojj_1019 2011-10-31 10:05:00
太好了，必须马克，希望能继续看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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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4、
三、
如果大家还能记得南宫敬叔的故事也许就理解了“巧言令色，鲜矣仁”的另外一层可能的含义。
南宫敬叔被罢免了官职，回到鲁国之后，每次都是带着礼物去拜见鲁国的国君，孔子对这种事情很反感。
礼乐制度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上是要求比较严格的，它希望人们都能依礼而为，用正确的符合道德的方式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很可以理解孔子对南宫敬叔的那种态度。
这种人的存在，破坏了原有的良好的秩序，他们通过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试图达到目标，说得难听而又实在一点，巧言令色是这个世界上成本最低廉的行贿。
实际还不止此，在这个世界巧言令色玩得最好的人怕是莫过于李林甫了吧。
唐明皇李隆基在执政之初重要前朝贤人，使唐帝国在自己的手里登上了辉煌的顶峰。这时候正应了《易经》中的那句话：亢龙有悔。
但是人在巅峰的时候，有几个能认知到危险的？成功的辉煌常常会迷人眼，不是迷了别人的，而是成功者自己的眼睛。
唐帝国的辉煌走到尽头的一个标志是李隆基再也听不进逆耳的忠言了，尽管类似的话他以前经常听，但以前是以前，以前的唐帝国还没有走到这般兴盛的地步。
张九龄是李隆基用的最后一个贤相，跟他一起的还有李林甫。无论是从能力还是从声誉，李林甫都没法跟张九龄相比，但李林甫有着张九龄永远也不可能有的优势：洞察人的弱点，可以无耻到没有底线。
当李隆基想废掉原来的太子的时候，张九龄开始阻止。在表面上李林甫不做任何表示，此时他还得罪不起张九龄，但是背地里他需要做一些小动作。
新唐书如是记载这一事件：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谮，帝欲废之。张九龄切谏，帝不悦。林甫惘然，私语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与邪？”
中人即宦官，李林甫对宦官说此话并不是他真的认为太子就该废，而是希望通过宦官向李隆基传达一种信息，既激化李隆基和张九龄的矛盾，让李隆基对张九龄不满，又告诉李隆基可以从自己这里得到支持。
历史上的废立故事有许多，故事的模式几乎都是一样的，从开始到结尾。
奸人之奸必从曲意逢迎毁坏制度开始，不如此无以成其奸。
开元二十四年秋，李隆基想从洛阳回长安，裴耀卿等人建议说：“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林甫阳蹇，独在后。帝问故，对曰：“臣非疾也，愿奏事。二都本帝王东西宫，车驾往幸，何所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
按照常规，皇帝銮驾起行，会惊扰地方，耽误农工，影响农业生产，所以应该避开农时。但是李林甫却用赦免所经之地租税的方式又一次满足了李隆基的愿望，也又一次在原来的制度上拉了一道口子。
李隆基想重用牛仙客，张九龄认为不可以，跟李林甫商量，李林甫表示同意张九龄的做法。
当张九龄跟李隆基极力争论的时候，李林甫默不作声。事后，又故意将张九龄反对牛仙客入相的事情泄露了出去，让牛仙客知道。然后又故意对人说：天子用人，何不可者？
李林甫一边鼓励张九龄继续地耿直下去，一边又暗示李隆基独断专行。张九龄为相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
也就是从张九龄罢相的那一天开始，大唐的辉煌走到了尽头。
李林甫不学无术，一生专以阿主上意为高，害人无数，总是笑脸对人，人称口蜜腹剑。
偌大一个唐朝，竟然毁在了口蜜腹剑上。
巧言令色之人，真是应该值得人们警惕的。
第四章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杨伯峻先生对此的翻译是：曾子说：“我每天多次自己反省：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往来是否诚实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否复习了呢？”
也有人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曾子每天从三个方面来反省自己，即为人谋、与朋友交和传不习。
南怀瑾先生即持此论。
这两种看法在杨先生和南先生之前就有，杨伯峻先生之所以不肯采用后者是因为他认为按照《论语》的句式从三个方面反思自己，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吾日省者三。
杨先生这种看法也许有道理，但是这一章后面多了吾身俩字，如果说是吾日省吾身者三，总觉得有些别扭，而且一个人每天总是这么反思自己，似乎有些强迫症的症状，曾子虽然笨了些，好赖也是孔子之后传述礼乐制度与文化非常得力的一个人，似乎不当这样。
总得来说，不如理解成从三个方面来审视自己更合理，也并不违背语法。
我想告诉诸位的是，无论是三次还是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章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反省的内容。
我们都有一种经验，我们替人办事的时候是否竭尽心力，我们自己不知道吗？还需要反思才能知道自己是不是竭尽心力了吗？与朋友交往是否诚实，更是连想也不要想的事情啊，一个人跟朋友一起诚实了没有，撒谎了没有，欺骗了没有，不是心知肚明的事情？还反思什么？哪里还存在诚实不诚实经过反思才能知道的情况？
只有解读了上述二个问题之后，才能真的了解本章的含义。
在生活中，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验，有人找我们商量事情，大家一起合计的时候，总觉得想得都比较周到了，但是回头又会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曾子在这里反思为人谋是否尽到了忠的意思，就是说他每天会坐下来静心审视一下，自己替别人谋划完的事情是不是还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那么，“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是什么意思？
熟读《论语》的人都知道，古人非常讲信，几乎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所以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篇）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古人不肯讲话，而是不肯轻易地许诺什么，因为害怕自己做不到，对别人失去信用。
曾子“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的意思就是每天都要想一想，是否有答应了朋友的事情还没有做。
现代人也有这种经验，朋友吩咐我们一些需要过段时间才做的事情，由于时日长，会忘掉。如果像曾子这样，每天都想一下，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也不会失信于朋友了。
“传而不习”与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差不多的内容，只不过一个是对弟子讲学习之道，一个是对自己的要求，师生二人你呼我应，在这个观点上非常和谐。
第五章
1、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说：治理一个千乘规模的国家，要认真对待政事，讲究信用，节约各种开支，爱护你的下属，使用民力要依据时节。”
从内容上看，非常简单，翻译起来似乎也没有多大问题，其实不翻译也可以，非常通俗易懂。
那么这一章到底讲了些什么？如果放在那个时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含义，值得人们把孔老先生的这句话摘要出来，单独做一记录呢？
乘是指战车，用四匹马拉的战车，古人经常用它衡量一个国家的规模。
千乘之国如果放在晋文公时期，那是想到了不起的规模了，当时的晋国在晋献公的努力下兼并了周围几个国家，战车的数量还达不到这个规模。
公元前589年，晋国郗至为了报在齐国受辱之仇，请求晋景公派兵攻打齐国，晋景公同意派七百辆战车给郗至。但是郗至认为凭这些不足以战胜齐国，请求派八百辆战车。从七百到八百，只请求增加一百辆战车，这说明当时晋国的兵力差不多也就如此了。他之前的晋文公在公元前632年在跟楚人的城濮之战中，所带的兵车是七百辆，这就是当时晋国的势力。
从郗至到孔子经过了大约七八十年的时间，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千乘之国虽然不能说很小，但也说不上大了。
孔子在这里说得就是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应该着重的是那些事情。
这里要搞清楚的概念有以下几个：
1、敬事之敬有什么特殊含义。
2、信主要的内容指什么。
3、节用有什么重要含义。
4、爱人爱的是谁。
5、使民以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
2 、
敬这个字在古代的含义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着重于恭敬，古代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
在这一章里，敬有敬畏、谨慎、认真的意思。敬事就是作为执政的君子对待政事要慎重，让我们从《论语》中子路篇定公问一章的内容来领略一下敬的内涵：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其大意如下：
定公问孔子：请问有没有那样一句话，国君如果照着做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兴盛起来？
按照礼乐制度来说，作为一个国君要勤勉地对待政事，严格遵守制度，为全国人民做榜样，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家才会不断发展壮大，但是总这么苛待自己，有点接受不大了，所以鲁定公想从大政治家孔子那里找个简单易行的办法。
一般人碰到这种事情都会懵，如果后世的儒学大家碰上皇帝肯这样向自己请教，一般会哼哼教导一番，有些甚至教导完了还不过瘾，回去还会写篇文章给皇帝看，大道理小道理一通猛讲，古今中外的例子一通猛举，将皇帝老儿腻歪死算完。
孔子毕竟是圣人，善于玩脑筋急转弯一类的游戏，不过人家玩脑筋急转弯不玩树上骑个猴儿那种水平的，而是正儿八经地含着学问的。
孔子回答鲁定公：哎呀，这可是有点难度了。不过有这样一句话：“为君难，为臣不易。”
如果一个国君知道作为国君之难而慎重治理国家，是不是可以算一言兴邦了呢？
鲁定公一看没难住孔子，就又出了一道难题：那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君丢掉国家的？
孔子回答说：话不大好这么讲。不过有这样一句话：“我做国君没有觉得有什么可开心的，唯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说话没有敢不听的。”如果一个国君说得对，大家都认真服从，这是好事；可是如果他说得不对，大家也不来反对，这不麻烦了？这算不算一言丧邦呢？
中国早期的文化是一种生存的文化，对于各种事情充满了戒惧的心理，似乎随时不小心都会有大祸临头。
这是因为早期中国版图上国家非常多，最多时号称万邦，所谓的邦绝大多数都是现在人们说的部落，规模非常小，在这么大一块版图上生存着这么多国家，彼此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说不定你在吃着饭，背后来一拨人拎着棒子就把你干挺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见识的部落首领都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势力，经过无数代人的筛选，最终认定扩大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善待跟随自己的民众，跟他们同甘苦，共命运，只有这样才能应付各种难关。
这就是仁作为政治理念的来由。
3、
孔子说得一言兴邦，就是要国君敬畏上天，勤于政事，善待民众。
后来，随着中国的国家兼并、民族融合，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对于执政者来说，国家就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游轮，大得已经让人觉察不到危险了，所以敬作为敬畏、慎重、认真的含义慢慢地淡化了，渐渐地走出了中国人的视野。
但是，敬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符合并没有从世界上消失，而是连同文化一起被移植到了日本，在日本扎根，至今不绝。
我们可以看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看看日本人对敬的理解：一个日本人在酒店里负责洗刷厕所，带了一个女徒弟。他刷马桶的时候，女徒弟就在旁边看着，只见自己的老师刷完一个马桶之后，从马桶里舀起了一勺子水，喝了。
女徒弟看傻了，就算你工作认真，刷得干净，也不要这样吧？
后来，弟子终于明白了老师给他看自己喝水的含义了：在酒店里刷马桶、打扫卫生是非常卑贱的工作，可是你一旦选择了它，就要尊重它，那也是对自己的肯定。
这就是敬。
也许是日本是岛国的原因，四周环海，没有可扩展的机会，所以日本人的危机感特别重，礼乐文化的敬特别适于这一民族，而日本也正是凭着自己的敬赢得了世界。
4、
在《论语》中讲到敬的章节很多，其中和本章最为想象的是宪问篇的一章，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这一章的大意是这样的：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一个君子的标准，孔子告诉他提高自己的修养，用敬的态度对待一切事情。子路似乎认为孔子提出的标准有些过于简单，就进一步追问：这样做就可以了吗？孔子说：提高自己的修养，安定你周围的人。子路仍然还是不满意，继续追问。孔子说：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修养来安定百姓。提高自己的修养安定天下的百姓，尧舜都还不能完全做到呢。
从孔子的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敬在古代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先是执政者从提高自己的修养开始，认知到自己身上担负的社会责任，用敬的心态对待自己该做的工作。端正了这种态度之后，首先要安定自己周围的人，让你的上司对你放心，为你的下属提供好的工作环境，为你的家人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修己以安人，指的是安定自己周围的人，杨伯峻先生翻译这一句的时候，说“修己以安人”是“修养自己使上层人物安定”明显有些误解了古人的意思，它是把“人”和下文的“百姓”对立起来，得出了这样的概念。
实际古人对每一个人的责任都有比较详尽的规定，以自己为圆心一层层地向外扩展，所以“修己以安人”之人是指自己周围的人，自己应该首先担负起责任的人。
这种理解才符合“思不出其位”的思想。
孔子在继“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之后，提出了最后一个标准：“修己以安百姓。”
为什么修己以安百姓是连尧舜这样圣人级别的人做起来都有些困难？因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礼乐制度的核心目标：仁！
这就是我在开首介绍仁时所讲的，仁就是执政者要让为跟随你的人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要让你国家里的人生活得快乐。
为什么从“修己以敬”开始可以做到“修己以安人”乃至“修己以安百姓”呢？
《论语》中还有别的章节会对此作出阐述，为了不把话题扯得太开，咱们到了相关章节的时候再予以讨论，现在继续说敬。
5、
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很难见到这个敬字。
我们做事总是马马虎虎，尤其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职责这两个字已经从我们的脑海里消失了。
敬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
有一份工作，我虽然不喜欢，但我需要它，那我一定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做好它，直到我找到满意的工作。
敬是一种认真的精神。
当我们将垃圾漫不经心都丢在垃圾箱的外面的时候，这种精神就已经远离了我们。
敬是为了他人负责的精神。为他人负责，就是为自己负责。
一个企业的员工把心思放在如何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上，老板充分考虑员工的工作条件与福利，用孔子的话讲，这就叫“修己以敬”，能“修己以敬”才能“修己以安人”。
有人会疑问：如果员工尽心尽力，老板吝啬万分怎么办？
其实每一份工作都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平台，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尽到我们的职责却拿不到相应的报酬的时候，就可以走了。
敬不是讨价还价，不是只有别人做到自己才做到，而是从自身做起
这也就是孔子前面讲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只要你肯努力，有好的品行，这样的员工哪里不喜欢呢？
儒家虽然将道德吹上了天，落在现实里我们却变得更加物质了，而且由于某个时期的政治总是挑起富人和穷人的矛盾，挑起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矛盾，使得人们之间多了许多戒心，充满了抵触，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弱者，总是在受到伤害，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付出过什么。
在了解了礼乐文化中敬的第一种含义之后，与日本人比一下，敬的这一种精神似乎在我们中国失传了。
当我们丢失掉了敬的这种精神之后，实际上就丢失了人们彼此之间的责任感。我们的生活环境越来越糟糕，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6、
信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又一个亮点，可惜后来的儒家很少提到它。
在古人眼里，人和人相处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信，道德制度无论多么美好，没有了信，一切都形同虚设。
古人对信的重视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但并不因此就轻信别人。研究历史的人会发现，春秋时期的人喜欢发誓。
古人信神尚鬼，发誓是取信于人的一种方式，表示自己如果不践行诺言愿意接受鬼神的惩罚。
更重要的盟誓是要到专门的地方去旅行一些仪式的，像祭社、宗庙都是非常好的盟誓场所。
盟誓的时候，大家将条款协商好，献上祭品，在嘴唇上涂上血，请神灵见证。这就是后来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歃血为盟”。
现在的国人也经常赌咒发誓，不过现在人的赌咒发誓与古人不很一样。古人信神，所以发誓之后会努力践约，现在人不信神，所谓赌咒发誓不是急了眼的胡说八道，就是骗子。
如果大家观察一下自己周围的人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喜欢赌咒发誓的人往往不怎么诚实。
7、
古人重视信，在他们的心目中，承诺是必须要兑现的。
而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水平有高低，谁都不是万能的，所以在向别人承诺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里仁篇）
意思是说古人不轻易向人承诺什么，是因为做不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向人承诺的时候不但要有能力兑现，而且诺言要合情合理，只有合情合理才有兑现的可能。
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学而篇）
义，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意思，意思是说诺言只有合乎情理才有兑现的可能。
如果你有一个彩民朋友人告诉你：我如果中了大奖，一定好好请你吃一顿。
那么，你可以相信他，他中了大奖一定会兑现这个诺言，因为这个承诺合情合理，而他完全可以做到。
如果他告诉你：我如果中了大奖，送你20万。
如果你真有这种朋友，那么，你离他远一点。
古人重视诺言还因为那时候有那种氛围，大家都从诚信上去观察一个人，看他值得信任否，一个人没有诚信，在社会上就没法立足。
孔子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指的就是这种状况。（注：輗、軏是古代车子上勾连部件的插销，没用它就没法往车上套牛马，车子没用牛马就没有了动力）
现在有信用的社会我们见过，比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信的认知非常深刻，而且建立其一套体系来评估个人的社会信用。
没有信用的社会我们也见过，比如现在的中国。尽管我们经常鼓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曾经灿烂的文化，但那不过是属于我们的先人，跟我们似乎关系并不大。
最近温州的信贷荒既说明了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信用现状，又可以完美地诠释“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真谛。
高息借贷必须有巨额的暴利做支撑才有可能兑现这种借贷契约，可是放眼当今社会，有多少行业可以年创利在200%以上？
如果借贷方没有年创利200%之上的事业，他靠什么来支付年息高达180%的利息？
这是用脚丫子都可以算出来的事情，可是有的人偏偏愿意上当，正所谓一眼障目不见泰山。
贪婪、愚昧、无知是现在社会的三大特征，表现出来的就是没有思想。
8、
个人之信非常重要，你没有信用别人凭什么相信你？你说忠就忠，国君怎么相信你？所以信是个人长期信守诺言而赢得的一把敲开社会大门的钥匙。
从这里我们依然可以了解在第一章孔子讲的那句话：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面自然也有信的成分，你是一个非常守信的人，别人却对这一点不了解，没有关系，说明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如果达到子路那种水平，自然就有人相信你了。
孔子评价子路说：子路无宿诺。
意思说子路对人的承诺不会拖到第二天去做。
春秋时期邾国的一个大夫想带着封地投奔鲁国。按照惯例，鲁国的执政者应该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去跟他盟誓，双方将条件摆一摆，谈妥了，向神灵报告一下，请神灵他老人家监督。
但是这位大夫却认为还有比盟誓更让他放心的方法，他希望得到子路的承诺，由子路来担保鲁国绝对会兑现他的利益。
子路一诺竟然如此之重，当鲁国的执政者找到子路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苟无义，找我又何益？
子路，孔子的又一个得意弟子，对他不是很了解的人常常把他当成了一介武夫，其实他与有子一样，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都被时间蒙上了一层灰尘。
9、
上面所述的是信体现在个人身上在古代的作用和古人对它的认知，但这种信还不是“敬事而信”的信。
那么，“敬事而信”的“信”究竟是什么意思？
重耳回国主政晋国的时候，遇到了饥荒，他找箕郑想办法，问箕郑有什么能解决饥荒的好办法没有。
箕郑告诉了他一个字：信！
重耳是国君，箕郑是大夫，回答国君的问话竟然用一个字，这在今天看来非常不像话，倘在专制年间，碰上个脾气不大好的二百五皇帝，估计箕郑这样的人要倒霉，直接拖出去就打，就算不挨打，也会有个别心眼儿不地道的出来给他和皇帝之间架秧子。
但在春秋时期没有这种担心，那时候的人都喜欢买关子，就相当于相声里的包袱，就等着你来问。
重耳听了之后，按规矩往下问：怎么信？
箕郑说：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
箕郑的包袱包得比较严实，所以重耳还得继续问：然后呢？
箕郑接着抖包袱：信于君心呢，善恶就不会混淆；信于名呢，上下就不会侵犯；信于令呢，就不会耽误农工；信于事呢，老百姓就会各司其职。这样的话，老百姓知道国君值得信赖，有了灾荒也不担心，家里有余粮的人拿自己的粮食出来救灾，就像往自己家里送一样，这样还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呢？
箕郑的包袱到此才算揭完了，重耳终于明白了箕郑的意思，封他做箕地的大夫，从那以后箕郑才以封地做氏，冠于名前。
重耳虽然明白了箕郑的话，由于现代人不是生活在春秋时期的环境里，对于那个社会里面的一些事情可能不是很熟悉，理解起来未必有重耳这么快当，我尝试着给大家解说一下：
信于君心，就是说作为国君做事要公正无偏私，按照礼法来治理国家。
信于名，就是要尊重尊卑的名分，尊卑在古人心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个人的尊不但是靠世袭，还要靠自己的能力争取，一旦争取来了，如果没有什么过失，就不能随便取消。重耳刚从秦国回到晋国，有很多人担心重耳会任人唯亲，所以箕郑才指出来这一点来，让重耳注意，不要搞得人心纷纷。
信于令，令是指政令。在过去什么时间做什么，应该颁布什么命令都是有规定的，这是古人针对农业社会的特点总结出来的经验积累，这才是礼乐制度核心的东西。比如农忙季节就不能调用民力做大的工程，像李隆基那样在农忙时候兴师动众地耽误农业生产，老百姓是非常反感的。
按照制度来颁布政令，老百姓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知道执政者不会乱来。
4、信于事，是指安排民事说的。信于令是按照时节来安排工作，像修桥这等事情一般安排在九月十月，那时候河水一般都会退下去了，水流不急，而且秋收也都完了。信于事可能是根据个人能力特长（原文是：信于事，则民从事有业）来安排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你有修桥的本事抽徭役的时候就安排你去修桥，你擅长盖屋，就安排你去修房等，这样老百姓择业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擅长来选择。
做到这些的时候，人们对国君心里想什么就有了底，也知道他是值得信赖的，可以依靠，所以有了灾荒也不害怕。那些家里有余粮的地主也敢于把自己家的存粮拿出来救荒，因为国君守信，不担心以后收不回来。
全国上下，同心同德，互相帮助，什么样的难关都可以渡过，什么样的灾荒也可以应付。
这就是箕郑给重耳出的注意。
10、
其实箕郑给重耳出的注意，绕来绕去还是要遵守礼法，让重耳按照制度治理国家，不要乱来，这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如出一脉。
所谓信，也就是仁，民众相信国君会安排好一切，对他充满信心，这样在有了困难的时候，国家才不会陷入慌乱的境地，国家的政策法令才能贯彻下去。
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子贡和孔子之间也有类似的一次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篇）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有哪些要注意的事情，孔子告诉了他三条：1、足食。2、足兵。3、要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孔子有几个学生是很善于思考也喜欢刨根问底的，像这位子贡就是，他继续向老师提出自己的问题：如果不得已，要从三条中拿掉一条，您认为该拿掉哪一条？孔子说：那就去掉军备吧。
子贡继续给老师出难题：如果从剩下的两个里面再去掉一个呢？
孔子说：那就去掉粮食吧。没有粮食人们会饿死，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人们不相信他的君主，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从孔子与子贡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执政者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可，才有国家。
如果我们能理解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仁政的含义了。
子夏对于信做过一个更为详尽的描述，他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子张篇）
子夏的意思是：执政者只有取得人民的信任的时候，才能役使你的人民，如果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就去役使他们，老百姓会认为你在虐使他们；只有得到对方的信任之后，才能向他进谏，否则他会当你在诽谤他。
信是如此的重要，有了它世界才会变得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