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这个人，还是很厚道的，也带三分滑头。他对文化界当世的成名人物，很少口出恶言（对方先已牵扯到金庸本人和他的小说，就是另一回事了）。或三缄其口，不予评说。多数情况下，是尽量说好话。花花轿子人抬人，你好我好大家好。

人家没招他，没惹他，金庸可是积极主动地公开表示对这人的恶感，并且言辞激烈，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有两次，一次对张艺谋，第二次针对的，则是黄仁宇先生。

　　 金庸与张、黄，好像素未谋面，不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
　　
　　 并无私人恩怨，金庸仍是公开表达对张、黄二人及其作品的反感，那应该只有一个原因了：金庸与二氏，理念不同。也不是不同，是各自理念恰相反。
　　
　　 金庸与张艺谋之大不同、正相反，我在06年所写《倚天长剑飞寒铓——金庸、张艺谋不同视角下的暴君秦始皇》一文中曾有评说，这里撮要复述：
　　
　　 【一】金庸与张艺谋的武侠观，正相反。
　　
　　 金庸写武侠小说，张艺谋拍武侠电影。
　　
　　 金庸小说中的侠士，惯于以武犯禁；张艺谋电影中的‘英雄’，只会以武犯贱。
　　
　　 张艺谋认定为了完成秦始皇的伟大事业，任何人都必须为之让路，为他去死，且须死得心甘情愿、精神愉快。不是一般的犯贱。
　　
　　 金庸的武侠观，灌注于“倚天剑”：
　　
　　 “张无忌说道：‘（倚天）剑中所藏，乃是一部厉害之极的武功秘笈。……若有人一旦手掌大权，竟然作威作福，以暴易暴，世间百姓受其荼毒，那么终有一位英雄手执倚天长剑，来取暴君首级。统领百万雄兵之人纵然权倾天下，也未必便能当倚天剑之一击。’”（三联版《倚天屠龙记》1562页）
　　
　　 张艺谋的‘英雄’，给暴君忽悠得找不着北，直接找死去了。金庸笔下的“倚天剑”却是用来“取暴君首级”的。这样的思想反差，才令金庸说出：
　　
　　“最不喜欢《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
　　
　　【二】金庸与张艺谋的历史观，正相反。
　　
　　像历代儒家学者一样，金庸对秦始皇类型的政治人物的评价，相当负面。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洗脑。……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张艺谋，像他在《古今大战秦俑情》演过的那个秦代武士一样，两千年后，仍是奴性入骨，匍匐跪地。
　　
　　至于黄仁宇先生，既没写过武侠小说或武侠史，也不曾拍过武侠电影，金庸对他的贬斥，只剩一个理由：彼此历史观不同。
　　
　　仅仅是观念不同，也不致令金庸言辞过于出格。不仅不同，是历史观正相反。
　　
　　09年，金庸接受李怀宇访问，当时是这样说的：
　　
　　“余（英时）先生的学问做黄仁宇的老师绰绰有余，我认为黄仁宇非常不对，余先生教得不好。余先生学问很好，不应该教出这样的学生来，这个学生很差。余先生我很佩服，可是余先生这个学生我一点都不佩服。”
　　
　　金庸晚年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他既知黄仁宇其人，则黄先生的著作金庸不见得全读过，《中国大历史》定曾寓目。
　　
　　在我看来，金庸难以认同《中国大历史》的两大论点，甚至彻底否定。
　　
　　【一】“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03年，金庸为《倚天屠龙记·后记》补写了一些内容，其中谈到自己“一直相信：历史并非命定，充满了偶然因素。”而“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确乎隐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内容。
　　
　　主观上，黄仁宇应该并无那么清楚的动机，但在客观上，他的论说确乎有为权势者张目、卸责的效果。他们的一切罪恶，人民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金庸拟想中的《中国通史》，则是
　　
　　“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换一个角度，用人民的观点去看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在当时的生活过得好还是不好，由此来评判统治者的功过是非。”
　　
　　金庸在宗教信仰上，是佛教徒；立身处世上，更近道家；而他的政治理想，数十年一贯，仍是儒家的“仁政”。
　　
　　被权势者所利用所扭曲的孔孟夫子，面目可憎。但两夫子原初的“民本”思想，仍自有其光彩，不容抹杀。孟子宣言：“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争地以占，杀人盈野；争城以占，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大话空话。孟夫子对秦始皇所为，断乎不会认同，也与“历史上的长期的合理性”之论泾渭有别。
　　
　　1963年，金庸发表《明报》社评《要裤子不要核子》：“‘即使中国人民全部无裤也要自拥核子武器’，这句话在我们听来，实在是不胜愤慨。……一个人民没有裤子穿的国家，即使勉强制造了一两枚原子弹出来，这个国家也是决计不会强盛的……请问几枚袖珍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吧！”
　　
　　此论正确与否，暂且不谈。但它完全符合儒家的“仁政”思想。——当然，是梁漱溟先生那样的“小仁政”思想。今日虽无裤后福必无穷的所谓“大仁政”，以他们的扁脑壳，想不到的。
　　
　　【二】“数目字管理”。
　　
　　这一论说，确有新意。只是黄先生将之极端化了，几乎成了“唯数目字论者”，似乎一实现“数目字管理”，吾国各种复杂问题已经解决大半，前途光明。
　　
　　实现“数目字管理”，未见得即是进步。可以往前进，亦可向后退。退回到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之下，更方便这数目字管理。举国只有一个奴隶主、农奴主，“数目字管理”的效果就更直观，更醒目。
　　
　　“数目字管理”，包不包括“人”的“数目字”？
　　
　　人，也可以仅仅被看作一个“数目字”？
　　
　　在“跃进”的伟大年代，据说大统领确有取消农民的名字而代之以数字编码的伟大构想，可惜，没有实现。要不然，真可以见到“数目字管理”的伟大奇观了。
　　
　　中国人，不是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像权势者们一样？要是用刀剑刺他们，他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要是用毒药谋害他们，他们不是也会死的吗？
　　
　　黄仁宇先生的文字，我一直喜欢的，也很佩服。但我对他的什么“低层结构”委实不敢苟同。这篇帖子谈的是黄仁宇与金庸，其实也掺杂了不少个人私见（也是难免，呵呵）。
　　
　　黄仁宇先生身在异国，遭遇较为坎坷。对故国现状又了解有限，不自觉间就有美化的倾向，情感压服理智，希望它好，相信它真的好。这种心态，在许多美籍学者身上都见得到，应给予同情之理解的。
　　 黄先生与模范奴才张艺谋，毕竟不是一路人、一回事，虽则他们的观点有相似。
　　
　　金庸对张艺谋黄仁宇的反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金庸不完全是、但仍然是“文化决定论者”。
　　
　　金庸：“我将来还是想写中国通史的，……中国通史不应该照朝代来写，应从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一路发展下来，你到西安看看、到杭州看看哪一代的文化，不应该照朝代来写，而是照文化来写。”
　　
　　毁灭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必然毁灭此一民族的未来。
　　
　　1976年，《明报月刊》创办十周年，金庸写下一段寄托古今的文字：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消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像今日的中华民族是否依然存在。”（《“明月”十年共此时》）
　　
　　在张艺谋《英雄》，文化被压在秦始皇画出的大饼下面，完全消失不见。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对文化也缺乏重视，唯见冰冷的“数目字”。
　　
　　文化，也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以数目字管理吗？
　　
　　秦始皇们，并不想管理文化，他们要的，是毁灭文化。因为知识越多，越不听话。在独夫民贼眼中，最美好的数目字，是：0。
　　
　　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意在“做一堵小小墙壁，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那个年代，他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个了。但，或许，他对这份“推广知识与文化交流的非营利刊物”的价值并未低估，为之孜孜矻矻，不辞劳苦，就像两千年前将书籍藏在墙里的先人们曾经做过的一样。
　　
　　
　　
　　 2011、1
　　
　　
　　
　　参见拙文：《倚天长剑飞寒鋩——金庸、張藝謀不同視角下的暴君秦始皇 》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3b233010005sw.html
　　
　　

　　关兄很有自知之明，确实走火入魔了。
　　
　　这贴所谈，是金庸的小说吗？
　　
　　您怎么看到的？

　　这种影响和黄仁宇本人及其观点，在现实生活和思考中，很难区别对待。
　　
　　===================
　　
　　确实。
　　
　　学者立论，必须谨慎。一不留神，就给人利用了。

　　《英雄》之后，再也不敢看张导的“大片”。
　　
　　让他恶心一次，已经够了。
　　
　　问阿兄好，祝新年快乐！

　　如朱维铮先生所言：“秦朝本身也不是汉族政权，秦朝其实是西戎人。”
　　
　　史载：“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
　　
　　“秦与戎翟同俗”“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是时河山以东强国六，诸国以夷狄视秦，排斥之不得与中国会盟”

　　满清自然不是东西，也只是禁书、改书。
　　
　　暴秦的气魄就大得多了，是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
　　
　　金庸并没有歌颂扬州十日、文字狱。
　　
　　这个底线，他守住了。

　　独中国被商鞅的那一套占领？
　　===========
　　
　　问题太大，原因甚多。
　　
　　讲不清。
　　
　　问好。

　　那些东西需要资料支撑的
　　
　　---------------
　　
　　多谢指教！
　　
　　您的足以推翻我那句话的资料，能否拿出来，让俺学习一下？

　　多谢季兄，只怕还远。

　　秦始皇确实收过书，可惜都屯起来了，并没烧
　　
　　--------------
　　这种说法，以前也听说过，
　　
　　确实不知道：这一说法的直接证据，又在哪里？
　　
　　再说：有区别吗？
　　
　　2011年，收缴全国所有图书，不烧，都放到喜马拉雅山。
　　
　　对文化的毁伤，是否比满清更厉？

　　我从来不说自己“二把刀”，
　　
　　只以“半吊子”自居。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这话，是金庸说的，我只借用。
　　
　　即使按您的逻辑，这也不算错吧？
　　
　　金庸说“要烧”，又没说真烧了。
　　
　　我就不明白了：
　　
　　计较这些枝节问题，有意思吗？

　　阿兄：
　　
　　那两句话是我从老朱本人的文章“复制”“粘贴”过来的，不是“间接引语”。
　　
　　还是枝节问题。表述或许不严密，道理没有错。
　　
　　或者换用您的逻辑：
　　
　　假设这三百年是汉族的形成时期，那么满洲人“自然都是汉族”。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贫穷不能怪罪西方列强
　　
　　http://hi.baidu.com/%C0%E4%D1%D4%C0%E4%D3%EF%C0%E4%D7%D4%D3%C9/blog/item/ad0e608919270db50e24445b.html
　　
　　

　　翦伯赞先生的《中国通史》，那才叫厚重。
　　=============
　　
　　没读过。
　　
　　感觉还是套用他们洋祖宗的五种社会制度递进那套吧？
　　
　　“厚重”？

　　
　　作者：我是苏先生　回复日期：2011-02-04　20:32:49　
　　
　　　　国重兄新年好
　　
　　
　　===============
　　问好苏兄，新年快乐！

　　呵呵，学术可以影响政治进程，政治势力不可以强奸学术。
　　
　　我赞赏呼吁的，是学术自由、独立思考。
　　
　　“带着偏激的政治观点来掺和学术”的不是我，正是翦伯赞这种忘了自己祖宗是谁的“厚重”的学者。
　　
　　民主自由确实是西方的，也确实是好东西，应该学习。
　　
　　但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所有西方的好的思想，而不是哪一个人的思想。
　　
　　把任何人的思想当作绝对真理，套在华夏头上，都是脑子有病。
　　
　　套用在华夏的历史上，尤其神经。
　　
　　你以为老马当年就没披“民主自由”的外衣啊？
　　
　　

　　最好还是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就正确。
　　
　　——-----------
　　
　　这话，我绝对赞成！
　　
　　只是感觉：您说的正是翦伯赞那路货色啊？？？

　　老马也从来也没说中国经历过“封建社会”，他用另一概念：“亚细亚生产方式”。
　　
　　五阶段论，是从《联共党 史》那里套过来的。
　　
　　我说的“洋祖宗”，还不是老马，是曾经抢夺华夏数百万领土的罗刹鬼。

　　阿兄：
　　
　　您说的是。
　　
　　那一代才人，就这样被糟蹋了。
　　
　　糟蹋的不是一代人，直接造成今日学术界的青黄不接、非驴非马。
　　
　　思之痛心。

　　谈孔
　　
　　
　　
　　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并无历史规律，也不存在五阶段的必然更替。
　　
　　中国与欧洲，走的路，不同。不是现在不同，向来不同的。
　　
　　把秦朝以后的华夏定义为“封建社会”，说胡话，罢了。
　　
　　历史上假如根本没有孔子这个人，1840年之前的中国，必然将自发产生“民主”“科学”？不见得啊不见得。
　　
　　中国自发产生民主思想的可能性，亦非因孔子而降低。
　　
　　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并无历史规律，也不存在五阶段的必然更替。
　　
　　没有孔子，之后两千年我们走过的路，可能会不一样。但与欧洲的不同路，仍是一样的。
　　
　　除了欧洲，其它各大洲的各大民族，是没有孔子的，他们那里是否自发产生了德先生与赛先生？
　　
　　把1840年后我们惊觉的中国相对于欧洲的“落后”的责任一股脑推到孔子头上，体现了论者本人以及现代国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孔子的过高估价。——他没有那么重要。
　　
　　是的，孔子思想中没有“民主”，但是，除了欧洲思想家，又有哪国的哪个思想家提出、论述过“民主”？
　　
　　以此否定孔子，与盲目信奉孔子的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前提：孔子应该是万能的。
　　
　　“无求备于一人”才是。
　　
　　我讨厌权贵对孔子的扭曲利用，但内心深处抱持对孔子其人的敬意。要改变（或警惕）的，是儒学的独尊地位，却也不宜毫无理性的一概否定儒学。
　　
　　子曰：“见贤思齐”。民主、自由、人权、科学这一套确实比我们原有的那套更高明，必须虚心学习。但说只有打倒了孔子才能实现民主等等，更是说胡话。
　　
　　海峡的那一边，基本实现了这些，并不以打倒孔子为前提。
　　

　　是“民本”，不是民主。
　　
　　算盘与电子计算机，很相似，但不是一回事。

　　那十年，‘奉旨造反’，与德先生恰恰相反。

　　阿兄：
　　
　　坦白说我是有种族主义倾向的。
　　
　　拿中国跟中亚、非洲人比，是自甘下流。
　　
　　他们永远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但中国（东亚，包括日、韩）可以。
　　
　　时间问题。
　　
　　这个民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让人叹息，但她的优胜之处足以称为“伟大”而无惭色的。

　　即使它本身不算适合，那么经过当代思想家的解释，就可以适合了，总比那些水土不服的外国货硬塞的好。
　　
　　===============
　　
　　这话说得好。
　　
　　最近看刘军宁先生新解《道德经》，跟您说的，同一路向。

　　http://blog.sina.com.cn/u/1227687675

　　呵呵，‘黑船来航’之前的倭国，倒是更接近欧洲的“封建制度”，接榫、转軚就更容易些。

　　在一篇为秦始皇辩护的文章里，我第一次看到书没烧的说法，似乎只要有份存档，毁灭文化的罪责就全部由秦始皇转给了楚霸王，
　　
　　无语。
　　
　　只可以采用这一种观点的历史教科书，才是问题。

　　春王兄：
　　
　　金庸算不算历史学家与他对黄仁宇的质疑正确与否没有关系。
　　
　　您的思路发展下去，就是：只看权威，不问是非。谁的学术地位高，他的观点就一定对。
　　
　　然后，全国就只可以一种教科书，坚持贯彻一种观点，不是马的，换成黄的。还是唯一正确。
　　
　　金庸只有初中生水平，也不会使“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做法变得更错误。

　　预先申明“此书不谈道德”，别人就不可以因为“不谈道德”而反感反对这书？

　　即使撇除道德，黄仁宇在《大历史》中对“数目字管理”的论述照样兜不拢。
　　
　　就像一位朋友说的“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更是指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工商社会要求的社会管理模式，人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民法对财产的保护等等都是相伴而生的。”
　　
　　有那么三十年，某国做的，于此正相反。但黄仁宇先生却只看到了这三十年“低层结构”的建立，可以实现“数目字管理”了。
　　
　　
　　我说的“农奴制数目字管理”，就是这个了。
　　
　　把土地还给人民，再谈“数目字”，否则，人不是人，只是一个微渺的数目字罢了。
　　

　　《大历史》前面谈的“数目字管理”与后面谈的“数目字管理”，根本不是一回事。
　　
　　但黄仁宇在书中只字未提。
　　
　　即使撇除道德，黄仁宇在《大历史》中对“数目字管理”的论述照样兜不拢。
　　

　　多谢碧落兄。
　　
　　我换种说法：
　　
　　人人平等应该追求，事实上永远做不到，
　　
　　民族与民族间，也是如此。

　　凌驾于普罗大众之上妄图和君王平起平坐，才是烧书的主因
　　===========
　　
　　呵呵，明白了，应该都跪着。
　　
　　宇文兄不读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左传》《国语》吧？这都是您和秦始皇要烧的。
　　
　　金庸小说、黄仁宇史著也应不屑一读的，何尝“对人民生活有益”？
　　
　　您都读什么书？
　　
　　除了数理化课本，哪些不是秦始皇们要烧的？

　　呵呵，楼上言重了，个人想法偏激一点危害有限的。
　　
　　在上位者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才可怕。
　　
　　所以要把他们关进铁笼，不得为所欲为。

　　宇文兄：
　　
　　我自己就是老百姓啊。
　　
　　还赶不上老百姓呢。
　　
　　旧社会的老百姓好歹有一小片自己的土地，至不济，有自己的破房子，地皮永远是自己的。
　　
　　我只是一个屁，暂住在祖先胼手胝足开辟的土地上。

　　呵呵，谢谢

　　您在讲神话故事么？
　　================
　　
　　呵呵，您了解的旧社会什么样子？
　　
　　暗无天日，百姓都睡在大街上？呵呵
　　--------------------------
　　
　　
　　高王凌归纳民国年间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调查统计，得出“地主占有土地的比例多在30%—40%之间（简单平均是36%），总之是不到40%”这样一个结论。
　　
　　（《新论》，第5页）而且这其中还包括了族田、学田等公田，因而60%以上的土地是掌握在自耕农的手中。在某些地区（主要是在北方），地主占有土地的比重还不到30%，秦晖曾据此作出“关中无地主”的论断。
　　

地租实收率是30%，地租总额只占到全国农作物总产值的12%，或更低一些。（《新论》，第178页）高王凌在别的地方指出这个数值只有10%.考虑到地主阶级自身的人口比例，单纯靠地租维持生计的小地主与一般自耕农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多，过去乡村中的高门大户通常都是兼营工商业者。

自耕农土地
　　
　　明清时期，民田在明清两个王朝前期，自耕农占绝大多数，……就是在明朝中后期，由于战争的影响，原皇帝、亲王、贵族占有的土地，除一部分被满州贵族圈占外，其它被原耕种人所占有。
　　
　　据明嘉靖《通州志》载：明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通州有丁漕田地数387321.340亩。为南通地方征赋的底数。中农1284户，平均每户占地11. 5亩，贫农3966户，平均每户占地5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