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致贤回忆录初稿连载（添加中）
第一章 我的少年生活
第一节 我与观音同日生
公元1937年，岁次丁丑，农历二月十九日夜子时，我呱呱坠地，出生于贵州省大定县（1958年复古名大方县）达溪区高枧乡中坝田的一个中等农家。
母亲说，我出生于二月十九日晚上的子时，那就应该算作二月二十日了。但因为二月十九日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我父母亲又非常崇拜观音菩萨救世济民的精神，为纪念观音的二月十九日出生、六月十九日得道、九月十九日升天，我母亲还吃“二、六、九”（即每年古历的二月、六月、九月的初一到十九日吃素）哩！因此，父母亲就将我的生日定为二月十九日子时。其实这也正让我错过了西方的愚人节。如果算为二月二十日的话，我查过《万年历》，正好是西方的愚人节，我也许就成了个大憨包，也就不会有我后来的“聪明”了吧？哈哈，我怎么也迷信起节日文化来了？不是我想信，是客观情况使然。
我学到观音的善良博爱，却没有躲过愚人节留给我的愚蠢。我常对人以诚相待，却有人将我的诚实当成愚昧，对我进行暗算。吃了亏，我还常用“人吃亏，人长在”、“吃得亏，打得堆”、“宁愿人负我，不愿我负人”之类的“阿Q精神”来聊以自慰。这大概也是我的“命中注定”了吧！其实不然，回顾自己能记忆的60多年历史，从某些时候、某些事情上看来，当时确是吃亏了，但从总的来看，以诚待人，有友相助，自己并没有吃亏！
然而，我从小受大男子主义思想的影响，自己认为我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怎么要去争与个女观音同日生呢？小小年纪便对此耿耿于怀。这种内心的压抑，直到1983年春天，才由一位讲佛学的文物老师给以解脱。
那年我进了国家文化部西南培训中心的文物知识培训班，在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刘文采家庄园内接受文物知识教育，听讲佛学课时，老师说：观世音原来是尼泊尔王国的王子转世，随佛教传入我国，唐代末的观音像都还是男的。随着佛教的深入，人们认为观音是一片慈母善心，那善良应属女性特有，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就画了个女观音像，并由他的夫人编了一个观音是缪庄王的三公主，名叫妙善，出家成为观音的故事，于是，女观音像和故事便渐渐流传开来，这样，观音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就逐渐变成女性了。但明代的大画家陈洪绶画的观音像还是男的。近年来，我国甘肃、四川、福建等多处在文物普查中发现了男观音像，新华社也对此发了消息，还原着观音的男性。我也不再因父母将我的生日硬拉去拜倒在一女性足下而耿耿于怀了！哈哈……
第二节 我家住在中坝田
1956年8月以前，我就住在中坝田，就是现在的中坝村委会所在地，隶属贵州大方县核桃民族乡。它的名称就说明那里是一坝稻田。
从北向南流的一条小河，经垭口场、熊家庄、中坝田、窑罐厂、中寨河边六个田坝，中坝田位于中间地段，且田面积亦居六个坝子之首位，故称之为中坝田。田坝像个歪挑，歪挑嘴旁有两株古老的大树，一株是柳树，还有一株也是柳树。那便是中坝田的标志树。附近几十里的人们都知道，河边有两株大柳树那里就中坝田，或曰中坝田有两株大杨柳树。
那里是一个十分闭塞的小山村，村中住着几十户人家，全姓高;有张、王、熊三姓四家，全都住在村子周边。
村子的房屋全面向着罗家大坡上的主峰。那也是青龙山脉的主峰之一，巍然屹立于村子正东面，挡住村里的阳光;村南主岭叫营盘山，形似乌龟，龟背上驮着一个营盘，我们通常叫这山脉为营上。老人们说：那个石头堆砌的营盘是为躲避“下河苗”造反时修的，后来才知道那是清朝地方官吏强令老百姓修来抵抗苗民领袖张秀眉领导的起义大军的。村西矗立着一雄伟的大岩头，海拔大约一千六七百米，相对高度300来米，头像雄狮，我们称它为狮子岩，村外人则称之为高家大岩头，与东面的罗家大坡山尖相对，空间距离也不过2公里吧？村北耸立一座尖山，我们叫其尖山顶。
东南西北四山耸立，东、南、北为山峰，峰尖如笔，偌大一个“笔架”;西边的狮子岩最为雄伟，可惜它面向南方，面前是一条深深的狭谷，不要说起房造屋，连耕地都是陡坡;而它的东侧一条山脉，分为五个等级，次第向东延伸，岭端就结束于田坝的西面，我们村子就以它为来龙，房屋全部面向东方。人们认为那“笔架”就是为村里人搭笔的，故村里出人才。
一条小河从北向南经村前缓缓流过，那便是我们儿时游泳、摸鱼、捉蟹的地方。河水最深的锅底塘，也只能淹过大人的腋下，最浅的地方不能没膝，我们常在河水中的石缝里摸着一些小鱼，大不过二三两重;有时用野生苦楝树叶，或核桃树叶，抑或是苦蒿草在上游水塘口边捣碎，就会把河里的鱼儿毒晕浮出水面，人们便会趁机抓鱼。田坝北边，一条小溪自西向东，经尖山顶下，流到碾房边汇入北来的小河中;另一条溪水则从狮子岩前由西向东，绕到村南的营盘山麓，到正对村口的“营尾巴”（营盘山东北岭端）归于小河之中。
坐在村头屋前看，河水溪水似已流到尽头，没有去路了。何也？一条蛇山从东北的大坡垭口蜿蜒向南前行，来到杨柳树边，蛇头仿佛被小河切断;而龟山之头正好伸入小河中把水堵住，故尔被堪舆先生们称为“龟蛇锁大江”。其实，那“大江”不过是小河一条，它轻轻扭曲一下身子，便从龟蛇交错的狭缝中踅身向南流去，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管是岩身还是山岭，20世纪50年代初，除耕地和那狮子岩的“嘴脸”之外，均有森林覆盖，覆盖率达百分之七八十。东南的青龙山脉，乔木多为青松，西北边的山岭多长青杠、白杨、板栗等杂树。洋梅树，猕猴桃等则是有土皆长，当时连传染性病菌也传不进村子里去。完全用得着青山环抱、绿水萦流来形容中坝田。这便是我故乡当年的自然环境。
第三节 我的旧社会生活
1惊恐之中迎解放
我在旧社会生活了十二年多，家乡才解放。由于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解放军来到高枧乡前夕，我们村里的人都搬进狮子岩前的漆树弯子的大森林中去躲避。我也跟着搬些小家具。第二三天村里无事，听说解放军来到高枧街上，不打人，不骂人，住在房檐下，还帮群众挑水、扫地，叫小孩子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便到山王庙垭口的青松岭上去遥看，只解放军从公路上整齐地开往瓢儿井方向。我们看到队伍整齐前行，还向公路边的行人打招呼，我们就不怕了，便慢慢深入到高枧新街上，去与解放军零距离接触，看到解放军对人很和气，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共匪”那样凶恶。于是，大家就把藏在山里一些过年食品搬回家，还竞相去看望解放军。
2亲历一天几个价
一条南北走向的青龙山横亘于高枧乡中部，把我的家乡隔在高枧的西北面。这西北边全是红红的马血泥（红壤），很保水，多为稻田。地里的玉米（当地称为包谷）、金豆（即现在的芸豆）长不好，而东南面的黄泥（我们称为大泥）地不坐水，极少有田，地里玉米、金豆长得很好。玉米饭吃了比吃大米饭经得饿，所以，我们每年都要从不多的大米中抽一些去卖来买玉米做饭，或买点儿金豆当菜吃。
1948年冬天，我到锅厂场去卖大米买金豆。上场一看，当时卖一升米可以买到一升半金豆，或买到两升玉米;可到1949年夏天，我到锔厂场去卖大米来买金豆时，在上半街卖米，若马上卖了马上买，一升米可买升半金豆;我想转到下半街去买点好的，可到那里一看，刚卖的那升米价只能买到一升一同了，一下少买两同，我不服气，再跑回上半街去问价，只能买一升了，如果再犹豫不决，过会儿连一升都买不到了！不是金豆涨了价，而是各种物价都在陡涨，如果现卖大米现买金豆，卖一升大米还是可以买到升半金豆，米与豆的价格比没变，我迫不得已赶快买了一升金豆。此后的交换就多是以物易物了。
3 我家遭土匪抢劫
1949年冬，国民党跑了，解放军还没有来，家乡处于无序状态之中，土匪猖獗。一天晚上人睡静之时，睡在厢房楼的我，突然被楼下一声巨响惊醒，当时不知怎么回事，接下来的响声，我才恍然大悟：土匪在砸我家前门了！
当时我家住“一正一厢”加个转角（俗称马屁股）的房子。正房为坐西向东的四列三间的木架板壁房，分给我三哥致金、五哥致美、六哥致财住;厢房为坐南向北的土墙房，我和幺哥致香、小妹致仙与父母同住;二哥致德在正房与厢房直角相接的西南转角处筑起了土墙“磨角房”住。正房、厢房和磨角房全部都是盖茅草。
老板壁的正房质量低劣，一拳可把窗户打开，一脚能把板壁踢垮。而新建的厢房有一尺多厚的土墙，门是用原木寸枋做的，门杠拦稳后，又加一道横嵌半破的原木堵隔，宛若碉堡，家中稍好点的东西都放在厢房里。土匪一来就砸厢房门，可他们用石头轮番猛砸也未砸开。我们便乘机从早已备好的暗道中逃到户外去躲避了。
我家有支火药小炮，比重机枪还重，我五哥拖着火药炮出去，在厢房东侧田坎下端起小炮向正在砸门的土匪开炮，可没有打响，他又把火药炮扛到天灯竿坝坝去将炮筒子架在田坎上开了一炮，可土匪已从厢房的后门打进去，掠起我家财产后，就打着灯笼火把向熊家庄方向走去了，当时也没有谁管了。
第二次遭抢是在白天。我和父亲去赶高枧场回来，走到村前的杨柳树边，便看到一帮土匪从我们村后的山上扑向村中，我们便高声大喊“土匪来了，大家快跑呀！”人们逃跑后，几十个土匪进入无人之村，将全村都抢了个遍。我们就看着土匪大摇大摆地向熊家庄方向走去了！
1949-1950年我们当地大闹饥荒，多数人被逼去抢过人。解放军来了，并没有把这些人当土匪看待，让他们去登个记，交待抢过几次人，抢到些什么东西，表示悔过自新就不再追究了。团结了多数人，集中力量打击匪头和惯匪，解放军组织发救济粮，很快就恢复了农村正常秩序。
就在土匪猖狂那段时间，人们趁机种了一季鸦片烟，我也学会了割烟和收烟。第二年就不准种了，大烟也很便宜，收烟时一两烟土才挽一斤发粑。农民没有卖掉的和地主家收藏的烟土，土改时全部没收烧掉。
第一章完。
感谢关注。
第二章 入学生涯“三级跳”
我的学生生涯说起来很简单：进过7年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小孩儿从学前班读到小学毕业，但我又不是一次完成的，入学来个“三级跳”，50岁上才把中师毕业证书拿到手，它成了我唯一的文凭。
第一节 两年多的 私塾生活
入学生涯就是我在学校当学生的时间，一般来说，这应该算我的学历，可它又不完全等于我的学历，因为我的学历很特殊。
旧社会入学要到7岁，因方言中“六”与“绿”同音，人们就说：6岁入学就会“绿眉绿眼”（痴呆状）的，我就延到1944年才在熊家庄熊德益办的私塾中去拜孔圣人正式入学。
当时的私塾是一年读一学，即正月十五开学，十月初一放学。此期间没有星期，也没有假期，只有三月清明、五月端午、七月半、八月十五各放学一天，其余时间都在校读书。
全堂学生十余个，各人读的课本不相同，有读发蒙课本《三字经》的，有读《大学》、《中庸》等“四书”的;我读的却是新学（政府办学统一用的）课本。可是只读语文，没有学算术等别的学科;每天的学习任务就是：老师（当时称先生）教读一篇新课文，而后各自诵读。
读熟了，次日上午把书交给老师看着，学生车过身子，背对老师，背诵头天教的课文，能背诵了，老师随便指认课文中的几个生字，若认得了，就算过关，先生教新课，教会读了，就由学生自己去读。如果头天教的课文还背不得，或只背得课文认不得字的，就继续读，直到背得课文认得字了，才给教新课。反之，如果你一天能背诵几篇课文，且又认得文中的难字，先生就给你多教几篇新课。一间课堂里，同时传出读各种书的声音。我因学前已熟读《千字文》，一年级的国语课本我不到两个月就背完了，字也是全认得的，于是，先生就说我是什么“神童”，还把我的生日与观音联系起来，对我实行免背书，免认生字，新课也由我自己先读，如有认不得的字才去问先生。先生还让我当他的“助教”：帮他检查其他一些学生背课文，认生字。
每天中午还要写一篇大字，根据学生水平，最低是老师手把手地教“被红”，有写蒙格的，有写跳格的，有临帖的;并在大字行间写小字，反复写上课文中的生字，藉以巩固已认识的生字。我一开始就写蒙格，很快就写跳格。
熊德益老师的书法不错，教学认真，被家长们公认为好老师。可惜刚教了我们一年多点时间，他家住房失火，学校也就停办了。1950年他便被他宗族里的一个人杀害。
1946年，有个叫韦应华的先生，又在垭口场的碾房里团了一堂学，我又到那里去读了一年。私塾的教学都是一个模式。我己读到三、四年级的新学课本了。而四年级的课文排版是将正文排成大字，在各个生词后边接着排小字注释。老先生不知小字是注释，要求我当成正文背诵，这就降低了我的读书进度。因为他要种田和自己煮饭吃，他也让我当他的“助教”。有个学生叫高宗选，比我大5岁，是我的堂侄，也很聪明。他已经读到四书中的《先进》了，背书认字也是一流的，也被免打手掌了。
一次“月终总考”，他对本月所教的新课倒背如流，生字也难不倒他，我想打他的手掌来逗乐。他背书时，我发现他的书上有个印刷变体了的“不”字，就是“一”字底下一个“个”字。让他背完书之后，我就写那个字考他，他认不得，我便打了他三个手掌;把他打痛了，才在书上翻出那个字给他看，原来是个“不”字。他去告老师，老师也没有责怪我，他也把我这个小叔没办法。几十年后我与他谈起这件事都还好笑。
在上述两年的私塾中，我一直读的是新学课本，但没有读过的《三字经》《三字幼仪》《百家姓》全背得，连四书五经中的《大学》等一些章节我也能背诵，因为学生同室朗读，等于他们教我。故我可以当先生的“助教”。
1948年初，高枧老街上办了个私塾，从毕节水洞请来个新学毕业的潘老师，我和我幺哥去插班。我幺哥读初一，我读四年级，都只读语文而不学算术。我们寄宿于新街上的亲戚刘三婶家，我们没有行李，我就同她那比我大一岁的小儿子刘祖裕同读一班同住一室，同一床睡。因为三婶的五儿子刘祖英时任高枧的保长，我们就不担心被抓兵，否则，是不敢离开家乡去读书的。不过，时临解放前，国民党已兵慌马乱，一学期没读完，学校就散伙了，从此结束了我断断续续的两年多的私塾生涯，完成了第一跳。
第二节 两次当“旁听生”
因年龄太小，我不能取得入学;因为不懂算术立式，我没有当插班生资格，故尔两次被迫当“旁听生”。
一次是我在4岁的时候，我有个远房表兄文子奇，在我们村里团了一堂学生，利用我家堂屋作教室，我未到入学年龄，不能成为正式学生，便自由旁听。旁听生是不参加读书、做作业和考试的。
一天中午，文先生无事，就来考我认字;他也知道我认识了不少字，也想试试我这个小表弟的水平如何，以此方式取取乐。他写个“節”字来让我认，谁料他刚写了竹头，下面的左边还没有写完，我就认出来了。他一高兴，随手用那写字的笔杆轻轻敲了我的头一下。认得字了还要挨打？我感到委屈，便哭起来。我母亲听到我的哭声，赶来看个究竟。
母亲问明情况后，凭她的姑妈身份，不讲情面地当着学生的面大骂文先生一通。理由是：认不得字你可以打，认得字了你为什么要打？骂后把我抱走，从此不让我再当他的旁听生;但住房与教室仅一壁之隔，哪能隔得住朗朗书声？我真正成了“旁听生”，就在在教室的隔壁听别人读书了！
第二次当旁听生是1956年。
1956年5月，与我同时失学的刘祖裕从贵阳当石工回来，他特地到我家约我一起去读书。当时我都进入20虚岁了，不便去读初小，我们便去到20多里外的响水区显母民办小学要求插班六年级。该校只有黄老师和魏老师二人上课，一经测验，我连小学二三年级的算术题都不会立式演算，可我们都大了，插班初小实在不好意思。于是，黄老师来了个变通，说，反正离放暑假只有一两个月了，先在六年级旁听一下，下学期正式插班五年级。
旁听生可以听讲课、自愿参加考式，但老师不批改作和评判试卷。我们便在学校附近的一个亲戚家寄饭，抓紧时间“恶补”算术。因为我自学的珠算已经可以打“六归七二五除”，即会四位数的除法了。只因在旧社会的私塾里没有学过算术，故尔不会立算式，我俩就专攻笔算立式，用珠算求结果;与此同时，我们又从其他同学那里找来老师批改过的作业和试卷来对照我们的演算过程和结果。我俩日夜加班，专攻算术，从小学三年级补起，不懂的就问老师和同学，把式子运算学会，就一通百通了。凭我俩扎实的语文功底和敏锐的理解能力，三个星期我俩的算术就赶上六年级的中等水平，到毕业考试时已名列全班前茅了。老师特以同等学力推荐我俩参加中考。我俩一举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初师部，为显母民校创了块名牌，次年报名读该校的学生骤然猛增。
第三节 初进毕师
1956年初秋，我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小学升初中、初专考试，语文几乎考满分，算术也考了90多分的成绩，考取毕节师范学校。“三级跳”中的第二步，在经过显母旁听的过渡之后起跳了。这一步跳进毕师，终于使我进入了正规学校。
我本想报考卫校当医生，可当年尚无初级卫校招生，毕节师范学校是毕节地区唯一招生的中等专业学校，我就只报毕师这个志愿。
为什么不报普通中学的志愿？耕读为本的家教，使我认为当医生为病人解除疾苦，当教师给人传授知识，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当官遭人恨，怕读普通中学被分去当官。但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家里穷，交不起书学费和生活费。
当时哥哥们都分家了，只有我和15岁的致仙妹妹与父母同住。当年父亲63岁，母亲57岁，已丧失农业生产劳动力了。小妹只属辅助劳动力，而土地、耕畜、农具全部无偿入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能分红了，全凭劳动分红维生。我这个家中唯一的全劳动力一走，生活就失去了来源，家中生活仅靠父亲在乡中西医联合诊所的微薄收入和哥嫂们的孝敬，哪里还有钱来抚我读普通中学？
当年考取学校不发通知，而是发榜公布。一张油印榜贴到各乡政府大门外，我和刘祖裕均榜上有名。看到出榜之时，去不去读？我也曾犹豫过，但在我去显母民校旁听之前的一件事激发了我：我到一个叫麻弯弯的地方去翻地。地分两个弯子，我们4人分工，我犁小的一弯，另外三人翻犁大的一弯，我加快犁完便先放牛，生产队长一见就批评我偷懒，我便骂他瞎了眼睛，与他吵了一架说：你看老子是靠给你犁土来吃饭的那种人吗？夸下了“不跳农门誓不为人”的海口。如果不去，反而被他笑话。
再说，录取榜文已向全地区公布，虽然榜上没贴“金”，但我是我家祖祖辈辈以来第一个登上升学榜的人，亲朋好友们无不纷纷表示祝贺，让我也享受着“金榜题名”的荣誉感，不去就扫了亲朋好友们的兴。
更重要的是：读师范学校的书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获得衣物和学习用具等的补助。
家中备不起行李，我就买来宽幅大格花布作垫单，缝个花布口袋装荞壳做枕头，自采蒲草露晒干后自编一床蒲草席，买个小砂锅作脸盆，这就是我读初师的全部行李。背到学校与刘祖裕共睡一床，用他在贵阳打工时盖的旧被子，我们两个就一直睡到1958年7月份分配工作。他分到水城县，我分回大方县。因为铺垫单的时间很少，毕业后我的垫单、枕头和蒲草席还背回家中继续用。
毕师是当时毕节专区唯有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办在我们大方县的羊场坝。那里原是中国第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蒋介石曾到那里视察三日，我国自己组装飞机的首台发动机就产生在羊场坝。厂区内的“洋房子”很多，解放前那里称为新贵阳。1949年“航发厂”部分迁往台湾，部分迁往成都后，解放后毕节地区行署就利用那厂房来办师范学校。
按通知开学报到之日，我背上前述的简单行李，与刘祖裕一起一大早出发，步行近百里，赶到学校时才14点过钟，凭乡政府的一张白纸介绍信报到。当时尚无户籍迁移，更无口粮迁移，填好学校的各种表格上交，就算注册登记，成了正式师范生，也就成了未来的人民教师了。
当年毕节专区9个县（现在的7县1市加后来划归六盘水市的水城县）招6个初一班，我们大方和纳雍两县的学生分在初一（3）班，班主任是体育老师魏家尤;第4班是少数民族班，第6班是备取生班。另外还招有速师、短师和中师班，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多人。那是解放后毕节地区兴办的第一所中等师范专业学校。校风很严，学校规定：对上课的称呼老师，对行政人员称先生，对工人称工友。学生在校区外见到老师要行鞠躬礼，上课时师生一起脱帽。
教师多从旧社会的职员过来，文化素质较高。教导主任宋子宽是大定县的伪教育科长，上中三文学的杨杰是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当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后来落实政策平反后，都当大学老师了！
我们上的是普通初中课本，汉语和文学分开。汉语学拼音字母、注音符号和拼音方法;文学多为古文，只讲阅读。汉语是一门新学科，学习最难，第一次学习“洋文”——拼音字母，学生也最感兴趣，纷纷请老师用拼音写自己的名字于课本封面上。其余课程多是复习小学讲过的内容。
生活费、书学费全免，每月6元钱的生活费，平均每天2角钱，一日三餐：早餐蛋花稀饭下油炸花生米;中、晚餐四菜一汤。饭不定量，菜多荤菜，不加也够吃。只是学习军队生活，学生舀好饭后，还需等到生活部长收叫笛才统一开始开饭，所以，添饭时，甑子边很挤。老生们说：此前的伙食费用不完，学生不吃剩饭菜，当时没吃完的饭菜就喂猪，或送给附小的学生食堂，用不完的伙食费就买雨伞，衣裤等发给学生。食堂外有个洗碗槽，一天的洗碗水可以熬出几斤熟猪油。“三反五反”时反了一下，才不敢浪费了。但对困难学生还可发衣物补助。到初二上时，我因只有一条裤子，没有换洗的，常是夜间洗裤白天穿，学校便评发给我一条新裤子和一些作业本。
读到初二上学期，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教师半天上课半天开揭发、批判、开斗争会;学生半天读书半天劳动，称为半工半读。我们初师部的学生不参加老师们的整风反右会议，但可以看老师们贴出来的大字报。
反右运动结束，还有授课权的老师已经不多了，师生都只能按国家定量购买口粮了。为学生不分饭能吃饱的问题，学校千方百计、苦挣苦扎，终是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采取按口粮定量分饭到人！饭不够吃，我们饿得心慌意乱，已无心听课了。
初二上，全校实行半工半读，因为有资格上课的老师少了，上不过来;那些划为“右派”的老师来上课呢？班长不喊“起立”，老师不敢管学生，有的学生还在虚掩的门头上放垃圾或污水，待老师推门进教室上课时，泼得一身污水或垃圾，他们还在教室里喊侮辱老师的口号，以此表示他们的“革命觉悟”，那就根本上不成课了！教室里很少由老师来上课了。我们便分成几人一组进行教学实习，即由学生各自备课，在室外找块小草坪，挂块小黑板，轮流当教师，一人讲课，大家听评，帮助修改教案。初二下学期就完全停止上正课，全由学生进行教学实习了。
我们初二“毕业”前夕，毕师反右结束。把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开会，由毕节地区公安局在大会上公开逮捕宋子宽等15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宣布3名劳动教养。次日，又将校医李半鲁逮捕，听说他是国民党的带军衔的医官。毕师接收的旧职员多，有师级、县级的旧军官、旧科长等全成右派。旧军官杨杰的语文课讲得很好，一位崇拜他的中三学生也被定为右派，但不戴帽子，分配工作。
教导主任宋子宽打成右派被逮捕，校长陈致平调地区教育局任职，来了个石殿相校长。为弥补反右之后教师的大缺额，尚有一年才能毕业的我们，提前于1958年7月，尚未拿到毕业证就分配工作了。
这样，我好容易才得到的两年正规学生生涯结束了，实际只读了一年书，初中课程刚接触到，化学等课文还没有见到就匆匆跳完了第二步。
第四节 再进毕师1
到瓢井中心小学经过三年“大跃进”困难之后，1961年10月我又回到毕节师范学校进修中师。这便是我学生生涯“三级跳”中的最后一步，也是我的入学生涯中唯一读完的一个阶段。
1960年在校生解散回家之后，学校也全瘫痪了。1961年中央提出“整风整社”后，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地区行署又将毕节民族师范学校的老师合并到羊场坝的毕节师范学校，当年没有招收普通班学生的计划，只在在职教师中招生进修生。进修生全脱产学习3年，工作籍和工资级别不变，口粮由各县转到毕师，按学生定量供应，工资也由各县文教局统一转到毕师去，由毕师总务处代发，全薪进修3年。
9月下旬，县文教局通知瓢井中心小学，推荐我和上坝小学的王永良去毕师进修，一切手续不办，带行李到县文教局拿介绍信到学校报到就行。
时已临近我原订的国庆婚期，但因学校已开学近一月了，我俩便把婚礼提前到9月30日举行，10月3日到校报到。可学校正放农忙假耕种校区内的荒地，我们一直劳动到10月15才上课。这时我才从老生口中得知，因第一批入学进修的人员中实在接受不了功课的被学校退回后，县里才通知我们去补缺。
当年全地区9个县计划招收多少我们不知道，可我报到之后，进修生已有120多人了，但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学历从简师一年到高中二年的;职务从普通教师到校长和县教研室副主任;学习成绩也很悬殊，学校统一上普通高中的全部课程，还要加授教育学、心理学，还有一本比数学课难学的《算术》。经过半期考试摸底后，学生分为两个班。成绩好些的分在进修一班，其余分在二班。我虽晚到一个多月，暂时分在进修一班。
农忙假结束，正式上课，我又一次当上学生进了课堂，这是我离开毕师3年多之后又走进毕师课堂，也是我第一次走进进修班课堂。第一天的第一节课上语文，上新课前，王运权老师例行课堂提问，他就叫我翻译一段古文，我没有听他讲过那篇文章，仅凭自修之功，顺利翻译结束那段古文后，王老师说：“没有什么说的，一百分！”这一下，就使全班同学对我刮目相看了！可下午上化学课时，我得到的又是别一种“刮目反看”了！为什么呢？
我听课时喜欢作笔记，而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的化学课上，王桂和老师板书的化学元素符号我认不得，更写不了，于是，老师刚板书结束，我便慎重其事地喊声“报告！”同时举手要求发言。王老师的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大，对我们这些进修生也很尊重，让我发言。我说：“老师，您板书的那些洋文字我认不得，请您写成中文好吗？”逗得同学们轰堂大笑。
通过老师解释，我发觉自己出了个大洋相，很没面子，于是，便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写来贴在我的床头，死记硬背，一周后，我将元素符号、化合价、运算公式等从未学过的东西全恶补完毕，跟上了老师的教学进度，期终考试，我的化学成绩也跃居全班前茅。
因为我是第二批接到通知书的，到校比第一批的晚了一个多月，班级和学校的各种学生组织已经建立和健全，老师只让我当个语文科代表，使我免除许多社会负担，我得以安心学习，在跟班进度中恶补初中数理化，第一学期考试成绩不但科科及格，而且平均在全班中上等。
中师一年级上学期的期终考试后，学校又动员绩太差的20多入退学，留下100人分为两个班。进修生退学就是回到原来的学校去上课，一切手续关系都没有变，毕师仅是代培而已，所以，行李一带就走人，并不受什么影响。
中一下学期，一般不改选班子，可因我写“寒假见闻”的作文被舒家骅老师用两节作文课来评讲，赞不绝口，且推荐到校刊发表，一下声名鹊起，学校便指名我担任学生会副主席，替换了我班王明智同学的职位。可是，没有兼任班上的职务，对我还是轻松的。我仍继续恶补初中的数理化。
失去了的东西才觉得宝贵，失而复得的学习，我们更懂得倍加珍惜。尽管当时学校还没有恢复通电，但我们还是点煤油灯上夜自习。学校发给每人一盏带灯罩的玻璃灯，下夜自习后，大家抬着煤油灯回宿舍，蜿蜒的石阶路上宛若蛇行着一条长长的灯龙。但到了规定的睡觉时间，学生会的生活部还是要鸣笛统一熄灯，不准在寝室里加班读书。这样，分到手的煤油灯对我们自己加班学习起了作用。
我和王永良，毕节的张从忠、靳天海等几个同学隔壁住宿，每天清5点钟，谁先醒谁就轻扣壁响，通知隔壁的起床，而后轻脚轻手她端着油灯走进教室，将头天上的课程全部复习一遍，再将当天要上的新课预习一遍，遇到不懂的就大家讨论，没有弄不懂的，我们的新课已超前学了，老师讲的新课对我们已经属于复习旧课了，因此，老师佈置的作业我们都能当堂完成，而且还可以对老师讲错的地方进行纠正。
中师一年级下学期的期终考试，我拿了个考试总分第二名，第一名是我们瓢井与我同去同住一室的王永良;但全学年两个学期的总平，又是我的第一，他的第二，这让我们大方县和瓢井区都在全校露了一下脸。
进修中师一年级胜利结束，我又获一年的学生生活，但要查档案，我还是在职教师。到底会不会像初师那样赶我们提前离开学校呢？同学们，尤其是我们这些初二就提前离校的师范生。
第五节 二进毕师2
1961年毕师招收的这两个进修班。经过中师一年级两个学期的几次考试和平时测验等沙里淘金，再经中一的学年考试结果，学校又根据成绩退掉几十个，最终留下这50个学习成绩基本趋于相近的合为一个班。这50人来进修前的学历却相当悬殊，低到小学毕业，高到高中二年级，正式初中毕业的占一半多，像我这等只读过一二年初师、速师的也有十来个。我们升为中二进修班后，便成为毕师中二级唯有的一个班了。
中二的语文教师是高之骥，他是语文教研组长，他知道进修班的学生作文写得长，我曾加班一个通宵用一个作文本写个短篇小说，老师批改很费时，于是一上中二，他就规定作文必须当堂交卷。且将作文评分也数字化了，即是：主题思想正确60分，篇章结构合理20分，遣词造句正确20分，书写工整10分。按此标准打好总分之后，错一个字扣除1分。开学的第一篇作文是《欢迎词》，我的作文又被他推荐到全校欢迎新同学的“迎新大会”上作一个节目朗诵。以后，学校成立课外学习小组，我和王永良、陈安忠、张开权、张从忠、杨福熙等组成文学写作组，接受高之骥老师的直接指导，在正常作文课外还有写作任务。
升入中师二年级，体育老师陈德寿担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正式当选为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组织委员（书记是专职老师黄天琼），王永良任班团支部书记。我刻印团费证，发函调查培养入团对象的家庭情况等，比我后来到团县委当专职团干的工作任务还重。
学生会主席是中三的陈友仙女生，她处于毕业班，不善文体，就把学校的体育竞赛、文娱表演等活动全交给我来负责，我又是班球队和校文艺队的主力，自写剧本自表演，生活充实又忙碌，好在学生会配了了中一的周琴当秘书，她还可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班的唐世舰写了个《问路》的歌剧本，我们请学校音乐教师王正采谱上曲子，我演男主角，周琴和张黔慧与我同演，收到很好的演出效果。学校开展全校普通话讲演赛，我还拿了个第二名，学校开展的文体活动，我既是组织者，也是参与者，感到很忙！
学校已经将我们中二进修班作为在职教师来使用了，学校有什么大型活动就交给进修班来完成。我们也觉得自己领起全工资、吃着学生的口粮供应标准读书，也应该比普通班的同学多搞些学校公益活动才过得去。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除就坚持天天写日记外，主动承担份外工作，以实际行动学雷锋。师生竞相学雷锋。
全校学生的课间操在大操场进行，由我领操，学校有什么安排也交给我去通知、执行。当时的校风非常纯朴，只要一声令下，大家就积极行动。所以，课间操的操场和学生大饭厅就成了我传达学校有关指示的地方;同学们也习惯于在那里听有什么公告。一天，校外有几百米长的水管从支架台上坠地了，管水工找到学校总务处，主任便叫他直接来找我。午餐时我在饭厅中号召一声，饭后同学们便争先恐后去到水管坠地处，竞相抓住水管，我站在制高点指挥。当我数：1——2——嘟嘟——一声笛鸣，同学们一下就把水管抛到石墩上去了。有的同学还十分惋惜地说自己还没有使上力！
到中三，我们的学习也不再是被动地听老师讲什么算什么了，自己在课堂上也主动思考，积极投入老师的教学过程中。有位聂姓青年教师将一道物理题理解错了，计算过程和结果与我们的预习时做的不一样，我们便在课堂上与他发生争执，互相不符，问题扯到物理教研组去，教研组长蒋老师虽不明显支持他，但却批评我们影响课堂秩序，我们不服，要求判明两种计算方法与计算结果的对与错，蒋老师也打写虎眼。我便向贵阳师范学院的物理系主任写信求解，说我们碰到某个物理题，课堂上出现了两种运算方法和两种结果，两种运算各有道理，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请求帮助。信中，我将题目原原本本抄下来，注明该题的出处，并将两种运算方法和运算结果详细抄录于题后，请求判断两种运算方法和结果哪一种是对的？如果两种都不对的话？请给个正确的运算方法和结果。我根本不知道贵师的物理系主任是谁，信就寄给“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收。结果，一位姓王的教授回了一封论文式的信，说明我们的演算方法和结果是正确的，聂老师的那种方法和结果不对，还详细讲述了错的原因。
我们拿到王教授的复信后，再次去到物理教研组请蒋老师评断那道物理题的对错，蒋老师还是不敢肯定我们的对。于是，我们亮出王教授的复信，蒋老师才讲出内心话：他要维护老师的威信。这使蒋老师的威信在我们面前也扫地了！
我们升入中二时，学校有了重新招收普通班学生的计划，当年的中师一年级招收了一个普通班和一个进修班，进修生至少有一年教龄，均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经验，学生会的力量更强了。
第六节 再进毕师3
1963年秋升入中三，班主任换为陈世琼老师。我又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和校团委组织委员。这对于毕业班的我，工作已经够重了，但学校党支部又让我兼任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前面说过，我们班的同学有资深校长、教导主任、县教研室副主任，有1953年参军后转业到学校当校长的，有的同学教的学生已经大学毕业分到毕师来当教师了。这些进修生对毕师的新教师尚且不怎么放在眼里，何况本班同学？然而，只要思想工作做好了，又是一支学习、工作的骨干力量;可是，一旦扯起皮来，学校领导也难解决。大家的想法就是：大不了就回原单位教书;一次拔河比赛中，判法上有些不公，但因中一进修班的班主任是校长夫人，中二进修班的班委会和团支部便告到学校党支部书记那里去讨说法，校长也不敢轻视。
但是，大家又有一大特点：佩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我在中一、中二的学年总评成绩都保持在前一、二名，这使我去做思想工作比较有效。那位1953年参军的彭老校长有点不当的言行，老师不便找他，便让我去做他的思想工作。我与他边谈话边散步，走了两公里多小路，终于把他说通了，以后他还成为我们学生会很负责任的生活部长。当时油肉吃得少，学生夜间小便多，男女生宿舍都放有便桶，每天清晨要倒尿，他不但督促值班同学做，还亲自带头洗便桶。
我任主席的那届学生会干部比较强，副主席是中一普通班的吕开邦，普通班涉及到升、留级和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故我不便多占用他的学习时间，社会工作多让进修班的同学承担。学习部长周祖宣兢兢业业，后来当上毕节行署分管文教工作的副专员;吕开邦任教几年后改行行政，后来当了毕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当处、科级干部的就多了！。
读中三那一年我的社会负担太重了：学生会、团委会和班团支部的值班均要参加，我们的毕业实习就在本校附小进行，没有离开本校，学校的一摊子工作交不出去，一切照旧由我组织开展;实习工作也要具体安排评判，与实习学校开展文体友谊竞赛等活动也要由我去组织，课外阅读时间不够，成绩有所下降了。好在我享受到单人独住的特殊待遇：住在校团委办公室。
团委办公室设在学校党支部、校长室的楼下。那座小洋房是1943年3月20—22日，蒋介石到航发厂视察时下榻的地方。团委办公室就设在当年宋美龄的小舞厅里，个人住着十分宽敞，且不受学生宿舍按时熄灯、按时起床的限制，可以自由自在地加班加点学习。我的学习成绩保住了，仍以前5名的成绩毕业，可身体却被拖垮了：体重下降了十多斤，贫血，毕业前夕，一次晕倒在学校厕所内，回到瓢井小学后，又一次晕倒于学校的厕所内，打了一个多月的维生素B12。
1964年7月毕业考试时，全班只有42人了，其中还有两名是从普通班留级下来的。初入进修班的120多名学生，坚持到毕业的只有40名，学校没有发给毕业证书，县里也未重新分配，全部回原单位工作。进修三年中，我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五好团员”。1964年“五.四”青年节，被评为“贵州省五好青年”！
未能学到毕业就离校的80多人，绝大多数是学习跟不上，由学校辞退回去的;有的则是因为学生生活比当校长、教师的苦得多，吃不了学生生活之苦而自动退学的。他们虽然没有读到毕业，但他们工资待遇并未受到影响。因为我们毕业后也没有按中师毕业生评定工资，原来的工资待遇没有改变，后来大家都和初师、速师生一样晋级调资。且先回本单位的人中，有的还得到好处：如在我们进修期间他们提拔了;有的因自己回到学校就保住了妻子不被下放。入学前我已被指定为瓢井中心学校临时负责人，并负责领导全学区工作，只待正式行文了。如果我中一就回到原校去的话，我起码可以作为参与决定1962年学校下放人员名单。在下放公校教师时，还有小学毕业的民校教师转为公校教师，那么，我妻子是简师毕业的，也不会在我读中二时被下放回乡当农民了。进修对我有得有失，所谓得之东隅，失之西隅也！
中师三年间：党支书真空如，校长刘传谷，教导主任张时福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还有一位给我印象更深的是老红军黄廷学老师。他没有具体职务，听说是组织安排到学校里来学文化的，但他却很会做思想工作，有空就和学生聊天，了解学生思想，关心学生生活，迄今我还记住他那慈祥的音容笑貌！
1964年中师进修毕业，这便结束了我的学生生涯。我从1944年正式拜孔子入私塾算起到1964年的20年间，断断续续读了两学多私塾、两年初师和三年中师，共7年多的学生生涯，得到老师授课的时间不到7年。这便是我此生的全部学生生涯。而且直到1987年我晋升记者职务时才拿到由毕节师专代补发的、由已降格为毕节县师范学校盖钢印的中师毕业证书。那便是我此生唯一的一张毕业证书。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3
第三章 我的自学过程
我这个三次入学校，先后只当了7年在校生的人，能在上世纪80年代晋升记者职务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迄今已有5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且有作品获全国性大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坚持业余自学。
自学从我三岁开始，迄今70余载，除了7年学生生活外，90%的岁月都在自学当中，我入学不多，但读书不少，自学铸就了我的写作。
第一节 烟灯下读《千字文》
我的自学追溯起来，应始于我三岁多的时候。那时，我父亲吸大烟，每天晚饭后就打开他的烟灯盘子。那盘子平时收起来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提箱，宛若现在医生出诊时背的保健箱，打开三方便是一个长方形的盘子，正面是一组套箱，大小箱内分别存放烟枪、烟斗、打石、炒杯，钎子、镊子、鸦片、烟灯等。
吸烟开始，只见父亲把烟斗装到烟枪上，再从平时熬好的熟烟中揪出黄豆粒大小的烟土，拧成烟丸，然后用钎子插入中心，放到烟灯的玻璃罩口处烤软，再放到肥皂块大小的打石上去搓成圆锥体，再将烟之锥尖插入烟斗底部中央的小圆孔内，而后将烟对准烟灯，嘴衔烟枪口，吸食烟土烧化的烟雾。三岁多的我，喜欢在父亲的烟灯盘子边玩，但小孩子是不准吸烟的。不过，若是感冒咳嗽拉肚子，父亲便会把吸存在口腔中的烟子喷到我的口腔内，以之代药，还有疗效。
有时也有其他人和他一块吸烟，边吸边聊，我爱插嘴，大概是怕我影响大人们的谈兴吧，也许是父亲为在友人面前炫耀我的聪明，便丢本《三字经》在那里，教我一页以后便让我自己读，谁料我很快就背得了，再教我两页，第二三天我又背得了;于是一次再多教几页，都被我很快背诵了。这便引起了父母亲和哥哥们的注意，便认真教我，两三个月我就能背诵《三字经》的全本了。他们再教我认字，几个月后，我把《三字经》上的字也都认得了。
这时，父亲便让我“升级”读《千字文》，这就不像读《三字经》时那样自由了，两天上一次新课，每次教两行，第一天要背得课文，第二天要认得所教的字，认不完字不教新课。如果说《三字经》是读白口书，顺口背诵 不认识字的话，读《千字文》可就动真格的了。可是，这也并没难倒我，只不过多读些时间罢了。大约到4岁多的时候，我就把一本《千字文》包本背诵了;不但背得，还全认得了。
为了检查我是读白口书还是真认得字了？父亲和哥哥们便让我对《千字文》倒着认，横着认，倒着横着我都认得了，我便可以自由选读其它的书了！有些亲友对我能够全认识《千字文》不相信，父母亲就让我在他们面前当众读认，这也成为父母亲骄傲的资本。也因为在入学之前就能认那么多字，便有了我在第二章的《两次旁听》中文子奇先生写半个“節”字考我的那个故事和我在私塾中给先生当“助教”的资本。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3
第二节 牧牛苦诵书
出生于农民世家的我，断断续续读了两年多的乡村私塾，于1948年彻底失学之后，就回家肩负起繁重的生产劳动，可我从来没有放松自学。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牧牛、打柴。我家养了一头水母牛，每年下一个牛崽，下过两三胞牛崽之后，我家每年卖出一头役牛，自家养两头役牛和一头牛崽，让老母牛得到适当休息，待小牛崽长大再卖。人家竞相争购，我家年年有一笔可观的卖牛收入。所以，我们对牛情有独钟，关怀备至。我家那头水母牛也非常通人性、听人打招呼。我们把牛赶到一块较宽的草地上，让它们自由吃草，我便抓紧时间砍一背柴禾或割一背牛草，而后就选择一个视野开阔又荫凉舒爽的地方，或坐或躺，读起书来。看到牛快要到耕地边吃禾苗时，高喊一声：“老母牛，转来！”它就会转身走到草地中，离开庄稼地。在它的带领下，小牛们也会听话似的。如有不听招呼的牛去吃了粮食，就会遭到我们的一顿抽打教训。它们还会跑到老母牛身边去求保护，老母牛也会替它们向我们求情，我们会看在老母牛的面上，对它们免打，它们也学会听话了。这样，我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读书了。
我带着《千家诗》、《三字经》或《百家姓》等书，背柴歇息时读，有时骑在牛背上也读，对此，我幺哥还出了“牧牛苦颂诗，勤比李氏”的上联让我对。后来，我又读《说唐》等故事书，认不得的字就问父亲和哥哥们，或查字典。
那时我主要是读《说唐》，那是受我致德二哥的影响。我家有些古书，我二哥对“说唐故事”很熟悉。那时家庭点灯的油也无钱买，我们去劈开松树皮放油，让油结成松香后再劈带松油的木片——明子柴来点亮，油烟很浓，把家里薰得很黑，鼻涕、口痰都是黑的。为了节约亮槁——点亮之柴，又少被烟薰，晚饭后，烧起疙蔸火，讲起古老话：我二哥便讲起薛仁贵征东的故事。那些薛仁贵如何探地穴得到兵书;如何在打摩天岭时遭到滚木擂石等惊险场面，让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于是，我就拿《说唐》书来看，认不得的字就问父亲和哥哥们。在家读会一段，便拿到山上去边读书边给我的牧友们讲故事。
村里牧牛的朋友们均是我的兄弟或侄儿们，他们成了我的忠实听众，就是今天人们说的粉丝。大家都愿意把牛马（我们村子里那时没人养羊，马也很少）赶来和我一起放牧，以便听我讲故事。
我在山野说书、讲故事，我的牧友们听得入了迷，他们便由年纪大的高致余堂兄组织起来，分工轮流替我打柴、割草，替我看牛，让我专职为他们说书。谁要不听安排，就不准谁听故事。这样，放牛上山便成了我读书、讲故事的时候。为了提高我的威信，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说到最精彩处我便嘎然而止，耍了一个大关子：“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我在捉弄牧友们的时候，也会被他们戏弄。讲到薛仁贵征东在污泥河中救出唐太宗李世民那一节时，我不讲了。理由是：我讲得口干舌渴的，要去采撷野莓来解除饥渴。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他们去摘野莓来供我吃，吃好了又继续说书。大的去砍柴割草，年纪小的去采野莓。采多少为准？我躺在地上，闭着双眼，张开嘴巴，他们摘野莓放在我嘴里，装满我的嘴巴就行了。他们分别放进我嘴里的，一会儿就没有了，老是填不满我的嘴巴。一大把放入的，一会儿又被我嚼吞下去了。后来不知是谁使了个小心眼儿，在野莓中放了一点儿干牛屎，我一吃到便赶快吐出来，又是一阵追打玩笑，之后，还是继续给他们讲故事。这就使我从讲故事中读了书。
第三节 我是村里的“小先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从主要牧牛转向主要耕地，我在自学读书中也学习写字，渐渐成了山村里的 “文化名人”，不但用说书换取听众的劳力，还用写作换取山民们给的一些儿“润笔费”。
这首先是写“袱子”，也叫写包。具体地说，就是每年的古历七月十三日（有的地方过十四日或十五日）的中元节。中元节俗称鬼节，就是每年的七月初一或初十这段时里，穷家小户都要写张《老人牌》设起灵位，将自家已故的人接回家来过节;过到节气的最后一天晚上，便要送死者的灵魂回去，送回去时，要打发冥钱，给每个人的冥钱要封成一个或几个长方形的白包，每个包内都要装上印好的“沙衣”，即是通关文牒。纸包的正面写上“中元胜会之期，虔备冥钱沙衣XX封奉上 故X考（妣）某公（母）老大（孺）人收 孝男（或孙及其他什么人）XX敬奉 天运XX年七月十x日化”，背面要写上一个“封”字，加上印好的骑马、驮马、马夫和轿子轿夫等一并火化敬奉老人。
别看一个包，写起来却很讲究。那收包人与寄包人的关系，如父亲寄给死去的儿女，某人写给姨妈的姑祖母的干儿子等，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称呼，不少私塾先生都弄不清楚。我家有本《写包书》，我能完全理解，几乎包本背得，再把书带上，写什么包都难不倒我。所以，一从写老人牌位开始到送老人起身之前的十来天，我总是在帮人家写老人牌、写包，接受人家最好的饮食招待，还用此脑力劳动换得人家为我干体力活儿。我在边学边用中学会了文字和写应用文的知识。
还有一种就是帮人家写祖神牌，就是写所谓的菩萨。每到腊月三十过大年之前，一些人家的祖神牌弄坏了，便要另换一张新的。写祖神牌有固定格式。几边小字写好之后，便要写中间那一行“天地君亲师位”六个大字。这六个大字的前五个必须站着写，可写到最后那个“位”字时就要坐着写，美其名曰：给菩萨“安位”。不安位这菩萨就不灵。所以，安位时，主人家就要发红包利是。这已成为一种规矩，这可能是写字人想出来敲诈人家的鬼办法！
另外就是书写对联、诉状等。那时春节人们也要贴春联，可是没有卖的，都得现请人写，我的书法不咋样，但因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当地的私塾先生死了，外地来的私塾先生走了，我哥哥们不在家时，我也就充当起写手来。写对联有本《对子书》，我就照抄不误，可写诉状却难住了我。
邻村有人提着半升（三斤半）小豆来请我向乡里写个申诉书。借据、当契、卖契我都学写过，可我从来没有学过写诉状，但那半升小豆的吸引力很大。我便写了个“XX书记，XXX受冤，请你解决”。我父亲一看就说这要不得，他便让来人叙述冤情，而后教我将人家诉说的内容写下来，加个开头、结尾就成了。
此后，我就用写菩萨、写诉状等换来半升小豆，十个鸡蛋之类的物质改善生活，从而激发起我更高的自学热情。
最艰苦的是自学珠算。那已经是1951年了，我幺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珠算》书学打算盘，他们不在家了，我一个人住在正房里，盖一床草帘子，冬天，屋里没升火，床上的草席和草帘子很冰，睡觉时要先穿上衣裤在草帘子中焐一两个小时才能把床焐热乎一点再脱衣睡觉。于是，我就利用焐床睡觉之前的这段时间学珠算。先把口诀背熟，再按口诀拨珠，死记硬背、生搬硬套地学会了“三盘清”、“七盘清”，还学会了“九归九除”，但不会应用，稍微变动几个子就不会打了。
后来，我就趁焐草帘子时细细琢磨，慢慢悟出几盘清就是加减法，几归几除就是乘除法，而小九九的乘法口诀我早已烂熟于心。道理明白之后，我很快学会了珠算书中要求最高的“六归七二五除”，即除数是4位数的除法。而且任意定个被除数和除数我都可以求出商和余数来，乘除法随便打，一通百通，加减法就不在话下了！
乡里成立信用社，我有个大我7岁的远房表哥余明忠任会计，但他不会打算盘，他便从乡里步行五六里山路来向我学珠算。我五天就把他教会。后来，他又调到区营业所当会计，任到营业所主任退休，吃了一辈子的珠算饭，老了还认我这个表弟为师。
我学的珠算对我后来补习小学算术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章 第四节 对新事物天生敏感
解放后接触的新知识多了，我学习的内容也多了。我自觉有一种接受新鲜事物的强烈要求和天然敏感，且学皆成功。
土改工作队来到我们村里，破天荒地查田评产令我感到万分新奇，便像看西洋镜似的跟着工作队跑，无意中发现工作队的干部中也有文盲。查田评产时，他们写不了地名，有的便画记号：圆的表示田，长的表示土，再加上几户阿拉伯数字记产量，心记与笔记相结合就算记录了。可是，填表就不行了，于是，他们就叫我帮他们填表，使我从中学到不少新名词，而把自学的文字用于公务之中也感到光荣，父母亲也为此感到骄傲。但因我还不到十八岁，更主要的是我父亲身为一方名医，医治的大官小爷不少，也为平民百姓免费医治，在县内外都享有很大名气，新来的工作队怀疑我家成份高，不敢吸收我参加工作。待到我家划定为正中农成份，父亲的名声被认定为好名声之后，土改工作已结束，有的土改队员还被辞退，当然不再接收人了，我也就失去了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机会了！
我三嫂的二哥叫陈焕文，他参加了县农代会，便用一个小本子记下会议安排每天讨论的题目。我看到那些题目之后，也可从中想到一些内容，我便把那些题目抄下来，听他摆谈开会讨论的情况，学到不少新词语。我有个堂姐夫叫罗伯君，他是识字人，学到一些新歌，听起来非常时髦，我就向他学唱，……
有一年，区里在锅厂乡召开庆祝“六.一” 儿童节的大会，乡领导让我到大会上发个言;我一走到台上，台下的鼓掌声便把我拍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讲什么了！呆站一会儿后，我马上想到那小本子上的题目，便说了一些翻身解放的话，后来还得到乡干部的表扬！
那时我们根本不懂“用新思想占领思想阵地”呀什么的，觉得新歌好听就学唱，听到区里放电影，我们便跑30多里山路到达溪街上看一场露天电影后，跑回家里睡觉，第二天一早照样下地干活。
当时看电影、开大会前时兴互相拉歌。挑战方先喊：“某某X，来一个！”如果被点到名的X不应战的话，挑战方便会接着喊：“叫你唱，你不唱，装聋作哑做哪样？加油！”应战方唱完之后，立即回喊：“我们唱完了，某某X，来接到，欢迎！”挑战方也会在应战方刚唱完时就赞美道：“唱得好，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本方人立即齐声回答：“要——！欢迎！”这使我学到不少新歌。
我家堂屋里办起扫盲夜校，我就在夜校里教学员们唱歌。本村堂兄高树轩三哥家没有生儿子，有一年正月十五夜办花灯，那花灯班子的女角都是男扮女装的，唱的歌也下流，我们夜校的人便插进去表演。我幺嫂杨继君是读过高小的，她就演女角，男角当然是幺哥致香演了，但女人上台演戏在当地是破天荒的，他家口头不敢说，暗中埋怨我们冲了他家的花灯。第二年他家大、小老婆都生了儿子，还来感谢我们哩！
如果说我幺哥幺嫂同台演夫妻戏有了轰动效应的话，我和远房表妹韦应珍演唱《敖包相会》的轰动效应就更大了。第二年，乡里举办春节联欢会，应珍还是在校学生，思想很解放，我比她大两岁，我们俩都是未婚青年，同台演唱“敖包相会”的情歌，在女角都由男人扮演的大环境下，突然看到大闺女上台演恋爱女角，简直不可思议，使台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滚来拜去，还发出各种认论，我们却觉得十分正常，直到我们各自结婚生育后，一些同龄人还对我们当时的表演大为感慨！
退休之后，我再钢笔写稿邮寄的投的方式，已大大不适合报刊用稿的要求了。于是，我67岁学电脑写作，70岁开始玩博客，也都是现学现用，没有进过一天电脑培训班，还过了一把博客之星瘾。此是后话。
我的自学内容就是这样不断充实着，不断提高着……
第五节 恶补理科大飞跃
1956年，我两个月就学完小学六年的算术课，那应该算为今天人们说的“恶补”吧？当时我和与我同时失学的刘祖裕到显母民校去报名插班读六下，老师考核我俩的语文没有问题，可是算术都不行，说确切点是刘祖裕可达三年级水平，我连二年级的水平都没有，数学的笔算方法我不懂，不会立算式。如4÷2＝2这么简单的式都不会运算，因为不知道被除数、除数和商这些名词，也不知它们之间的互相关系，更不知还有竖式运算方法。老师说：快放暑假了，俩旁听两个月，下学期来读五年级。
旁听只能听老师讲课，自愿参加考试和做作业，但老师不批改、不打分。我俩便先后借来一套小学1-6年级算术课本，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记住那些数学名词和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然后就开始学立最简单的式子进行演算。因刘祖裕有些算式基础，我的珠算知识已远远超过小学毕业水平，我们两个的心算能力都很强，而且对文字题的分析、理解能力也很强，所以，把名词理解并记住，弄清商乘以除数的积就等于被除数之类的数字间关系，小学算术就一通百通，一个月就补习达到六年级的中等水平，而后我们便进入文字难题的理解、分析和运算之中！
为争取自学时间，我们就到学校附近寄宿，房东是我六嫂的父母亲（我们当地习俗称两位老人为亲爹亲妈），我们每个星期天回家带一次口粮交给黎亲爹家，饭菜均与他家同吃。黎亲妈专为我俩安排了一间小屋，我们每夜都要自学到十二三点钟才睡，就将他家墙壁当黑板，对难题反复演算，算不出来就不睡觉，实在疲倦了，想睡一会儿，可刚躺下又想到一种算法，马上起床进行演算……
那里用水要到一里多外的深谷里去背或挑。我们未交房租，每天放学后去运一次水。路面是石阶，路旁是崖石，我俩带了一袋粉笔，在背水往返的过程中，边走边分析算术题，一有思路就马上停下来在石板上立式演算。边走边讨论边演算，到快毕业时的总复习，老师破例为我俩批改作业和评判试卷，我俩的数学成绩己跃为全班前茅。路边的崖石上留下我们演算的不少题目。有的同学碰到难题时，还会跑到挑水路边去看我们的运算过程和运算结果，把我们的运算作为标准答案！
当年我俩就以同等学力考取毕节师范学校初师部。换取这个结果的代价就是我的头发掉去近一半，体重减少六七斤。
还有一次“恶补”就是1961年进中一进修班的第一学期的两个多月。因为我第二批接通知，10月初才到校报到，待学校农忙假结束后才于10月中旬才上课。上的全是高中一年级课本，我只读到初二上，刚接触物理，化学等尚未学过，于是，课堂上要跟中一的进度，课堂外自补初中二、三年级和中一上学期前一个月没有学过的课程，把化学元索周期表和化合价以及物理公式等写来贴在床头死记硬背，终于在学期考试时名列前茅。
第六节 文革助我偷闲学
文革10年中的我，先在县文革办公室胡搅了半年，被造反派强令县委开除出文革办后，参加了一个多月的所谓“革命组织”就被打成“保守派”，从此我就变成“顽固派”，进而成为“逍遥派”，但又不敢离开原单位。在这10年中，我有5年完全没有上班，其间除在“交待揭发组”被管两个多月后，就逍遥“革”外了;另外5年，有时被派去搞点临时工作，多数时间无事干，最多只能有一半时间上班，这就为我的自学提供了非常充裕的时间，使我自然成了“专职”读书郎。
然而，当时许多书被禁，但却提倡读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四大名著，我便趁机通读了这四部书，弥补了我以前没有通读过它们的不足，有人说我以此消磨时光，我却趁机汲取古典文学之营养。
鲁迅的作品当时最吃香，我一向喜欢读鲁迅的书，便趁机细读了鲁迅的全部著作，边读边学写杂文，使我的杂文写作大有长进。我用杂文体裁写了一些大字报，讽刺了把我们打成“反GM分子”的派头头，得到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附和，被骂派中的知识人也不得不佩服我的文风犀利，有几个教师还写贴出了和我杂文的评论。
当然，最革命的表现就是读毛泽东的书。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打电话时也要先读一句最高指示;开会发言必先读毛泽东语录;报刊上有毛泽东的话也要加粗字体。所以，读毛泽东的书谁也不敢阻止。就是在“交待揭发组”里的时间，我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便拿出《毛泽东选集》来默读，组长也不敢干涉。在谁也不愿发言的长期沉默的反抗之中，那组长也没有办法，有时也叫我在组里读一点毛泽东的书，还号召大家听了之后写学习心得，有时还放假让大家回到宿舍里去写学习心得，使我们趁机休息。
文革期间，我将《毛泽东选集》的1—4卷通读一遍，重点文章反复读多遍，每读一篇都写有读书笔记;长些的篇章，比如《矛盾论》、《实践论》那样的篇什，不但篇幅长，而且理论深，必须细嚼慢咽，反刍咀嚼，一篇文章分为好几次读完，每读一次就写一篇读书心得，或做读书笔记。其间，不知从哪里传来一本油印的《毛泽东哲学笔记》，一共有好多章节，《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其中的两章。我就将其它没有出版过的那些篇章抄下来学习。这些笔记本我迄今还保存着。这对我以后的写作起了不小作用。
在白天公开阅读上述书籍的时候，夜里我又偷偷阅读了《燕山夜话》、《论共产党员修养》等一些我喜欢的 “黑书”，只是不敢做笔记。
第七节 精神病院里的“读书月”
1998年春退休之后，当年冬天我就陪老伴到贵阳某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的美称）住院数月。那是一个由外面锁门的特殊环境，男女病房分开较远。因我老伴病轻，又加上全病房只有我一个男性陪护，医院特辟一间小病房给我俩单独住，门由护士从外面锁，吃喝拉撒都在里面。老伴每天就服两次药丸，还是医护送到小房中，每次两小片，一口吞下便无事了;另外，我就只是每天三次到窗口去打我俩的早、中、晚餐。病人是不能离开病房的，我要到外面去买点东西也必须向医生办公室请假，出入都得由专人开锁。
我怎么度过那段“独居”的日子？读和写。我俩的小屋有个小窗口，我随时观察大病房中病人们的喜怒哀乐、撕抓吵打和医生对猖狂病人的电疗以及对新来重病人的强制治疗，并将一些外人难以置信的细节悄悄记录下来之外，就只有读书了。
我从家里带去的几本书很快就读完了，就只有读字典。我有个经验，出差时间长了，我想带书去打发时间的话，最好是带字典词典，一天读不了几页。可在那小“独屋”里呆那么长的时间，读几天也就读厌了，于是，我便到省人民出版社、新华书店去购买，因其中的贵州旅游文史系列丛书之一的《奢香故里》，还有《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杂文、诗歌卷，和《贵州胜境》、《贵州杂文集》等书中均有我的作品，我便获得七折新书优惠，一次买了十几本，潜心阅读起来。
那里是个“闹院”中之静地。在那里读书写作没有人进屋干扰，铺盖有人洗，饭菜有人做，自己洗洗衣服就行，我一头扎进书堆里，让思想走出精神病院，利用潜心读书来自己解放自己，成了我难忘也难得自学的“黄金岁月”！
第八节 退休后之饱读
退休之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这便成了我自学的“第二青春期”，读书写作便成了我须臾不离的主要生活内容。其间，除在精神病院里的那段难忘也难得的“黄金岁月”外，其余时间也以读写为主了！
1999年初，老伴出院后，我便携她飞到汕头大学去过春节。我女儿明霞正在汕大医学院读研究生，学校的图书很丰富，我除了随时可以到学校阅览室去阅读外，女儿还可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供我阅读。而且住在教师宿舍楼，也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家书》等作品就是在那里读到的。
2001年初到深圳，手写邮寄稿件均泥牛入海，我就暂时放弃写稿，专心致志读书，但那时我还办不到借书证。好在女儿工作的美资企业铂金埃尔默有个小图书室，凭女儿的借书证可以借书，每本书一天需交一角钱，我也借来读;有时也到新华书店或超市书摊上去阅读。
女儿购房之后，我到宝安区图书馆办了借书证，60岁以上的人只交100元的押金就可免费办证，每次可借两本书，借期一个月，还可续借一个月，借期内全免费，超期每天罚款2角，提前读完提前还，还了又可马上再借，这就有了无限的书源，我的案头就随时放着两本我喜欢读的书，尽我阅读。
深圳全市图书馆联网之后，我在宝安区办的借书证便可在全市图书馆通借通还，十分方便，这书源又扩大了若干倍。既有时间又有书，正好弥补我以前对长篇名著阅读之不足，尤其是读国外长篇名著之不足，使我平均每月至少读一部中外名著。
由于我入学时间不多，没有读大部头作品的时间，参加工作后，处于大跃进时期，自己能自由支配的读书时间几乎没有;文革中有时间又不敢读外国长篇名著;我写作中现蒸热卖，所需借鉴的多是短篇，长篇作品对我写作的借鉴作用不大，故我读的国外长篇名著很少。退休旅居深圳后，有了读外国长篇名著的时间和条件，我便借来适合自己阅读兴趣的国内外名著，潜心与书中人物打交道，消除了我的老年空巢孤寂感;边读书边写作，预防患老年痴呆症。
2004年第五届深圳读书月公开向社会征集“阅读与成长”的文章，我就以《阅读与成长》为题应征，陈述我的自学经历，结果在全国1万多篇应征作品中，我侥幸拿了个一等奖，评委将我的文章题目改为《一读六十年》，又过4年之后的第九届深圳读书月的“一书一得”征文，我的《身边常放字、词典》又获得了三等奖。我的自学仍在继续进行之中，写作不息，自学不止，此乃我之心愿矣！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4
第四章 我的写作生涯1
从1958年开始写作以来，迄今已超过50年了，我也有500多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有百余篇作品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当代共产党人》、《贵州胜境》、《奢香故里》等50多种合集，且有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奖励。
第一节 一台文娱晚会的启迪
不是我太自卑，而是我入学时间太少，认为写文章万分神祕，进了毕师我也不敢奢望写文章。但我又非常喜欢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们快分配工作前夕，我县长石区文工团到毕节师范学校进行慰问演出，他们唱的歌词是山歌，演戏的内容是民间生活，我都很熟悉，看后认为这种戏我都能写，于是便产生了创作冲动。我便找个清静地方利用课余时间躲起来写东西。
为什么要躲起来写？初学写作之时，好像写作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其实是一种虚伪，怕人家笑话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故尔怕别人看见。几天之后，我终于躲躲藏藏地写出一首歌词来，假称是从同学那里抄来的，请语文老师看看，得到的评论是语句通顺，中心思想不突出，可以修改。这便鼓起我的写作勇气，不时悄悄练练笔。
1959年春天，我带学生为公社薅麦苗，回校后，我便用高翔的笔名把当天薅麦的热情写篇稿子投给《大方县报》，竟然被发表出来了，校长问是不是我写的？我还不好意思承认，稿费也未得到，但那二三百字的消息却让我打破了写作的神祕感。
当年暑假期间，我带着学生修猪圈，我写了一份油印简报，寄了一张给县报，又被编为《瓢井小学大养特养其猪》发表出来，实际只养两头猪崽，那“大养特养”已经表现出新闻浮夸风之端倪了！
当时县里还办了一份文艺刊物，好像叫《大方文艺》？或叫《云龙之花》？记不准了。我看到上面有些诗，就鹦鹉学舌地模仿写了一首《肥堆高入云霄》的浪漫到浮夸的诗投去，该刊也给发表了！投到县广播站的稿子，一无通知，二无稿费，播不播出我就不清楚了。
1960年的大饥饿，县里的报纸、刊物都停办了，我们一天饥肠辘辘，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谁还有心思写稿？写了也找不到投处，我的首段写稿生涯也就随之而结束了！
第二节 写日记打下写作基础
1961年我到毕师进修，中师三年间均未向校外投稿，但我却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其中除了学好语文、上好作文课、积极参与课外写作小组的活动等常规学习外，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得益于坚持天天写日记。写日记看来挺简单，但要坚持天天写却不那么容易！
我写日记始于1959年初，开始时断断续续，兴趣来了就写，没有兴趣就停，全凭兴趣出发，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兴趣记”。这与灵感来了便创作有何区别？我的真正意义上的“日”记，应始于1963年。
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那时，我正在毕节师范学校进修班读中师，作为学生会主席的我，必须带头向雷锋学习。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内容很丰富，但我学得有成效的就是写日记。
从1963年3月5日开始以来，迄今46年了，我坚持天天“日记”不间断。在这漫长的16500多天的天天写日记中，我曾闯过了几次难以提笔的难关。
1969年（日记本在大方待回去查）我回中坝田过春节。一个霜天的下午，社员们都出工去了，失散红军高少周的孩子在他家房檐下烧火取暖，火苗顺着一个干包谷草呼呼窜到茅草屋檐上，我正好路过那里，看到他家房檐已经着火了，我一箭步跳到屋檐下的柴禾堆上，奋不顾烧地将着了火的屋檐连草带火猛一下拔了下来，一场全村30多户错落无致的密集型的民间草房免去化为灰烬之灾，我的右手却严重灼伤，一个多月才能动;左手伤势轻微些。在医治灼伤的日子里，右手不能动，我便用左手写日记，尽管开始写字很不习惯，写的字很不好看，但日记却没有中断。
我迄今为止，有过四次住医院的经历。四次都因胃出血，四次住院医治共八九个月。每次初入院那十多天都要躺下输液，一输就是七八个小时，输完药液才能坐起来休息，于是，我就在能坐起来休息的时候写日记。有两次住院的前几天坐起来胃很痛，实在写不了，稍微一好点我就及时补写，几天内的事儿记忆犹新，不会记错，日记也没有因住院而间断过。如果说胃病住院还可坐在病床上写日记的话，我翻摩托车摔伤腰椎就很难坐起来写日记了。
一次我到某劳改支队采访，翻摩托车摔伤腰椎，由劳改队派一名“水医”为我在家中治疗，一躺下就是百余日，其中20余天不能坐起写字，但头脑清醒，上肢正常，我就平躺着，把日记本俯起写。
外出带日记本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习惯，当专职记者期间，若发生突然事件，那就得及时从办公室出发，有一次忘了回家带日记本，一去4天，我只好用稿字纸另记，回家再抄在日记本上。
有一天下午，组织部的牛贵河副部长到我办公室请我随他一道去开会，去到组织部便立即上车出发，什么东西都不准带，去哪里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也未讲，就像被“绑架”一样，连家属也由组织部负责告知。车到原国民党的“航发厂”旧址——那是个非常僻静的地方，才告诉我们说：县里要公开招聘几个副局长，让我们去为他们出书面考试题。交待纪律和要求后，由县纪委和监察局的同志日夜陪护监督我们。当时，县里谁也没有手机，我们出题的地方唯一的一部电话机由组织、监察、纪委组成的监督组守护，谁也不准打电话，不准单独行动，我让他们找人到我家中去带日记本，当然被“为了避嫌”而拒绝了。题目出完上交了，仍然是集体行动，直到县里考完笔试后我们才得自由。这就使我七八天没有写日记，只好回到家中再追记那几天的日记了。从此之后，我便备了一个随身带的小包，主要就是装日记本。
我走到什么地方都要写，每天夜里睡觉之前必须写完当天的日记，飞机上写，火车上也写，到西双版纳旅游通宵乘坐的长途汽车上我也写。写日记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和雷打不动的写作！
今年，我已经写完第84本，已开始写第85本了。开始写日记时，我就买些中小学生作业本来写，我每天至少写一页，有时写到七八页，一个本子写不了几天;后来逐渐换成好本子来写，直到2002年，我才使用一年一个本子的专用日记本来写。为了便于保管，文革期间，我将以前写的薄本子（除一个不适于装订的小硬壳本外）全部装订成4厚本，取名《镜子集》，意在对照自己。编号第一集至第四集，用编号机逐页打上号码，已免缺页漏章。
这些日记绝大多数是记叙文，其中也有一些也以古体诗的形式为记。迄今到底写了多少字？我没有认真算过，在没有一年一个固定本之前，每天写的字数多少不等，至少也要写16开本的一页。用上一年一本的日记本后：日期、页码、星期都是先印好的，每天必须写8开或16开本的1页。就以每天平均800字概算吧，学雷锋以来的16000多天加上之前4年多时断时续写的，总计一千二三百万字是不会少的。
这1000多万字，记下我这大半辈子：精神上的苦乐悲欢，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工作中的成败得失，学习中的体会心得，交际中的良师益友，心目中的君子与小人……。偶尔随便翻翻，发觉很多趣事，引起无限回忆……
诚然，从1959年开始写日记以来的50年中，所写的也绝非全是心里话。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称写日记为“记变天账”、“记黑材料”，强行搜查私人日记，常以日记论罪，谁敢写揭露阴暗面的实话？我也写过一些大话、空话、原则话，所幸的是没有写假话。只好选取当时的当权者们认为的“正面”材料来采取影射、曲笔、反语等手法来写。虽然日记内容空泛，但也可以从字里行间觉察出造反派的罪恶行径。
写日记帮我练习了字句，提高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为我积累了文艺创作的素材，使我从1978年开始以来，迄今已在国内国外报刊电台等传媒上刊播出500来万字的各类文字作品。有人问我有什么写作诀窍？我说：坚持天天写日记。晚辈们向我求教写作知识，我告诉他们：“坚持天天写日记，不会创作也会写作;坚持十年天天写，当不了作家也可当写家！”
第三节 初露头角遭褒贬
1964年秋进修毕业，我回到瓢井中心小学工作，又重新开始写作投稿。当时上级号召农村大办耕读小学，即由公社主办，教师不脱产，实行半耕半教，评工分加上公益金补贴;学生半耕半读，不交学费，书由政府无偿发放。
新学期开始，我便参加学区耕读小学试点工作组，到居乐公社的干河沟白泥大队搞试点，我负责文字工作，试点过程中，我选择一些具有推广价值的作法写成新闻稿，投给县里当时唯一的新闻单位：大方人民广播站。稿件播出后，校长脸上有了光，便向区委汇报，区委领导人也很高兴。
试点工作的文字总结，我除按规定上报业务主管部门外，又将它改写成新闻稿投给县广播站，也被采用了，校长卢永书更加高兴。那时的稿费是3角至5角钱一篇，以后我就不时收到5角钱的稿费，便买了较好的硬壳日记本。从此，我对上坝公社等全区创办耕读小学的情况写些新闻报道，引起县里的重视。
县文教局的李遇春副局长，带着县教研室的罗忠玉等教研员组成的工作组到瓢井区调查总结上坝公社创办耕读小学的经验，卢校长接待他们时就吹捧了我一通，李局长便把我列入他们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并先确定由我来写这次的调查报告。李局长是个文化人，也是写作高手，我有意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乘机检验一下自己的写作能力，更想在写作中得到他的指点。
调查中他要求我详细记录（这正是我的强项，电话会我几乎能记下原话），调查结束，他谈一些看法就回县了，且反复交待：稿子在8000字以内，必须在两天内完成，只要原草稿，不要修改稿，且由专人直接送交他。
调查报告经他修改后全文在《大方县教育工作通讯》上发表了。不久，文县人事局下文件调我到县教研室工作，并从教研室调胡发银同志到瓢井小学工作。胡老师到瓢井小学了，区委书记张世益找我谈话：县里下文件调你到文教局工作，我们不同意调你去，犯错误、受检查我去承担，没有你的事;区委决定你到八堡公社去办区农业中学，你去成头，我们派个民校教师当你的助手，请你给我们把农中办好。办农中是县委的指示……1965年暑假期中，我便到八堡复兴大队创办瓢井农中去了，在办农中的过程中，我也随时向县广播站投稿，多数稿件被采用。
当年，县里召开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是瓢井区的代表之一，在大会上首次听到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县广播站长郭桂发的大会发言，了解一些写稿投稿的要求。他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写稿的优点是实在，缺点是内容太杂等。会后我便向他请教，受到启迪，他成了我第一位零距离接触的新闻编辑人员。从他那里得知我已成为他们信得过的通讯员，我的稿子不需要再向采写单位核实了。还从他那里知道：可以向省里的新闻单位投稿。
1966年5月，县委组织部下令调我到县委宣传部当专职通讯干事，瓢井区委还不想让我走，主持区委全面工作的副书记傅光汉遭到县委组织部干事胡华勋的严厉批评后，亲自把我送到县委组织部报到。从此，抓新闻就成为我的份内工作了！
当时寄稿件不贴邮票，我还享有用公款发电报新闻急稿的权利，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上任一年多，我写《大方传达毛主席在湖南省革委成立社论上的最新指示》的新闻于1968年4月11日社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4月18日《贵州日报》又登载我写的《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的消息。我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地方学大寨挖窑洞，这根本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便写了一篇《学大寨要紧紧抓住实质》的稿子，被1968年5月22日“贵州日报”的《内参》登载。此时正值所谓的“二月逆流”时期，报纸上还登有一些批判极左的文章，我和郭站长组织编播了一次批左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受压群众十分高兴，造反派十分反感。次日，造反进县革委常委分管宣传工作的吴维章问我昨晚上播出谁写的稿子？我说都是报上登的。他只好说我和郭桂发把时间拖长了。因为当时是利用电话线广播，广播时全县不能通电话，特殊情况要由广播站通知停播才能通话，但统一延长广播时间，邮局也不敢断电话线。
不久，省里开展“三反一粉碎”运动，贵州日报寄给我的内参样品被吴维章私自拆开来看后，便说我攻击造反派，就把这作为“右倾翻案风”的证据，写大幅标语、印发大字公告：“不准臭老保利用通讯员身份攻击造反派！” 以此将我“粉碎”出宣传组，我就不再投稿了！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5
第五章 我的写作生涯2
第一节 陷入公文套子中
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贵州各级革委补台之后，我又正式安排在县革委宣传组工作。这时各级新闻单位的工作也不正常了，但县里却会议成灾，会议中又是材料挂帅。县里一年要开几次大会，每次大会都有个公式：开始大会报告，会期中滥发简报，会议结束总结报告，还有个倡议书。
每次大会都有资料组、宣传组、后勤组。我常被指定为资料组的负责人之一。表彰大会年年开;各种代表会上也要表彰先进人物，凡被表彰的先进人物都要写先进材料，这些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典型材料，开会前我们就要到各区、社去采写。会议上被选送出席上级会议的代表，还须按上级会议要求重新写稿向上级报送。
每次大会的报告和总结的写作任务，基本上由我和陈洪坤（他原是工业局长，后进县委常委和常务副县长退休，是个很有才学又廉洁的人，他当常务副县长时的讲话重不让秘书代劳）包了，我写报告他就写总结，他写报告我就写总结，还要对其他材料修改审定。资料组几乎成了常年性的临时组织。上报省和地区的材料，多安排给我写，我随时被抽调到毕节地区去写材料。
这种材料多是用上级文件来统率下面的事实，或用下面的事实去说明上面的文件，形成了一些套路，政治术语、大话、空话、原则话多，一个单位或一种工作评为先进了，他们的事迹就可以被强扭角度去应付各种各样的表彰会议。这些枯燥无味的应景文章，大会的报告、总结必须面面俱到，把自己的手笔都习坏了。致使我写新闻，套话一堆，搞文学创作，语言枯燥乏味，味同嚼蜡。当时的领导人，文化水平都比较低，稍微带点行书他们就认不得，我的字写得比较潦草，还常配给我一个抄录人员。
诚然，经常写官样文章并非尽是坏事，也可以为我积累素材，下笔不生疏，有时我也写点新闻和文学作品在省里的报刊发表。这让比我年长的“老秀才”老秘书 陈洪坤深有感触地说：我很羡慕写新闻的，抓住一点就可写成稿件;搞文学的思想活跃，语言生动！当秘书写公文，只能当领导人的应声虫，一辈子写些面面俱到的官腔。并因之万分感慨道：“养儿莫要提笔杆（当秘书），腰弯背驼近视眼！”
因为我写的东西（姑且称之为东西吧）比较适合领导的口吻，正式安排给我写的报告、讲话责无旁贷;还有一些领导的讲话没有安排给我写，他们也以私人感情来请我写，我又不便推迟，只好夜里加班。还有的领导的讲话稿已由组织安排人写好了，他觉得不满意，临时要我写。他们的信任，常常弄得不能休息。
1975年全县召开万人学大寨大会，主会场设在电影院，13个区每区一个分会场。我起草的2万多字的总结报告，上午11点才由县委县革委的领导班子讨论完，下午两点半就要开总结大会，还得由我把“两委”领导讨论的意见加进去，再送到县委书记李巨连的手中。这就只好让老工人陈文芳送碗面条到办室给我充饥，到开会时只修改了三分之二送到会场上，其余部分我边修改陈文芳边送去，改好两三页他送一次，一直送到修改结束，会议也快结束了！中间一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写公文得了一种职业病：写文学作品的语言被政治语言淹没了，小说的人物形象立不起来，常写成先进人物材料。唉——！
当“写匠”影响我文学创作和搞新闻的，还不仅仅是写作手法上，它还直接影响到我喜欢的新闻事业。贵州日报来人商调我，县委书记李巨连一句：“他们想得好！”就搁浅，来人让我给他们推荐人选，我推荐农业局的蒋黎明，蒋就被调到贵州日报当记者了。贵州省广播厅来调人，也先要我，李巨连书记不放口，我们推荐了我从乡下选调来的潘太全和赵春福，他们分别被调到电台和电视台当记者。小赵的妻子小刘在县农机厂工作，因海外关系复杂，来人不想要。我说你们这次不以工作需要调走，以后作为照顾夫妻关系调进省城就困难了。结果小刘也一起调走了。
如果我当年不那样认真卖力地在党政机关当“写匠”的话，我可能早就进入记者、作家的行列了！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5
第二节 音乐使我解文套
林彪事件之后，我便开始学写些文学稿子，贵州文学界的老同志们也很关心我，当时《山花》改称《贵州文艺》;《花溪》改为《贵阳文艺》，《苗岭》改为《贵州演唱》，我先后在《贵州文艺》上发表了《喜迎红宝书》，《贵州演唱》上发了《长大继续新长征》等小诗和儿歌，作协每年都赠我一份《贵州文艺》，还不时赠我一些国内外的文学短篇名著，并发些学习资料给我。因为文革中停止发展作协会员，我不时投些文学稿，他们便将我作为“编外作协会员”看待了。
1975年，我的《长大继续新长征》由中国音协会员石应宽老师谱曲在《苗岭歌声》上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有的学校在音乐课上教唱这首歌时，还对我和石老师作了介绍，大大激发了我写歌词的积极性。我便常向《苗岭歌声》附办的《歌词集》投稿，该歌词集为季刊，发表来自全国各地作者的歌词。我记得北京的严肃、解放军乐团的王晓岭、西安日报的党永奄、广东的郑兰（？）等的歌词每期都有，但每人每期只限发一首，我也每期有一首刊登。我写的《幸福花开万代红》发表于1979年第4期《歌词集》上，后由一位叫黄光明的作曲家谱曲发表于1979年第3期《苗岭歌声》封二上，该刊主编肖自力老师告诉我，那首歌词登出后，全国有三十多位作曲家谱曲寄回来，他们选了南京的黄光明谱写的发表。其他的好几种音乐刊物上也发表了不同作者谱写的这首歌词。有位叫张禧年的谱曲发表后，还以为我是女性，写信来问我多大年纪？成家没有？我复了他一首诗：“君问我家早有家，而今年已过五八;妻儿与我共八口，感君引我忆风华！”他回信表示抱歉。
《新征途上话理想》、《我俩性格一个样》、《金色芦声颂亲人》、《我爱苗岭红杜鹃》、《黔山黔水好风光》等一些歌词被不同的作者谱曲在不同的刊物上发表后，被一些文娱晚会上选去演唱;有的收入《歌曲集》等一些纪念国庆30周年的音乐专集。《黔山黔水好风光》由石应宽老师谱曲发表后，被贵州人民广播电台选为《每周一歌》播放，并作了专题介绍。
当我找到一些写作歌词的规律，掌握歌词的一些写作技巧，懂得歌词是好诗，好诗未必能作歌词，歌词有其便于谱曲的自身特点，不全等于诗歌，从而迸发出写歌词的激情、熟练地写作歌词之时，此《歌词集》停刊了！写起歌词没有发表园地，石老师调地区师范学校了，又没有人为我谱曲去发表，写歌词等于做无用功，我便不再写歌词了。如果《歌词集》不停刊的话，我可能会在歌词创作上有所建树。
第三节 诗是我的“敲门砖”
如果说我已进了文学殿堂的话？那么，诗便是我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一块砖。
我第一次发表诗歌，可追溯到1959年《大方文艺》上的那首《肥堆高入云霄》，但发过那首就辍笔了。
真正在公开发行的文艺刊物上发表诗歌，已到我“不惑”的1977年，就是在《贵州日报·娄山关》文艺副刊上发表的那首《彩船载宝飞向前》。此诗发表，在我们地区的影响较大。发表时，毕节地区正集中全区笔杆子在毕节修改全省“百面学大寨红旗”的典型材料，我也参加了。那天，来自威宁县的张自力突然要我请客。为什么？原来是他先看到我在贵州日报上发表的诗歌。请客是假，写作组的领导让食堂加两个菜，让文友们表示对我的祝贺和鼓励，这才是真的。因为这首诗，我才与著名作家陈学书取得联系。可是，我发表的诗歌处女作并不是这首《彩船载宝飞向前》，而是另外的《蚕蛹的回顾》和《种子的自述》。
那是发表在纳雍县的一份叫做《乡土》的油印内刊上。虽然那刊物还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我觉得那两首小诗很有哲理，我便将它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蚕蛹的回顾》便被该出版社收入公开出版发行的《绿洲》诗集。
我为什么首先学写诗？是我觉得诗像我们家乡的山歌那样，顺口、押韵、好记。我不知什么年代在什么地方听到小朋友背诵几句“台湾糖，白糖甜，甜津津，甜在嘴里痛在心;甲午年，起纠纷，中日一战我军败，从此台湾归日本”的诗，从诗中学习了历史知识。与此同时的许多散文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可这几句诗迄今我还记得。所从我写的也是民歌体的诗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各省报刊纷纷复刊，地、县也渐渐办起内部发行的报刊，这些报刊均辟有诗歌专栏，发表诗歌园地增多了，我也写起诗歌来。写过歌词来写诗，便是轻车熟路，很快就有《鸿毛的骄傲》、《观瀑》、《助产士》和《你在想些啥？》等一批诗歌在省内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出来，高致贤这个名字也开始引起文艺界的一些编辑注意，读者中也知大方有个高致贤在写诗，这便激起我写诗的兴趣。
80年代初叶，我被毕节地区文化局借调去协助编辑《高原》文学双月刊时，还选编过一些诗歌，与诗人陈学书同室“操编”，从编务到编辑，也学到了一些写诗技巧。但因我的文艺创作起步较晚，“不惑”早过，时已直逼“天命”之年，写诗激情没有了，发表诗歌的园地也减少了许多，我便将写作重心渐渐转入随笔杂谈，很少写诗歌了。尤其是“朦胧诗”冲击明快诗之后，我便基本不再写诗了。不过，这时我在贵州文艺界已有了一丁点儿影响了。
为了写诗我苦读诗，尤其是读现当代名家的诗，从中模仿名句，发现问题，深感90年代前的编辑们非常关心学写诗之人。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诗刊》副总编邹荻帆老诗人描写卖冰棍的《街头小景》，诗中有“雪中送炭，犹如火里送冰一样的重要”之句，便给邹老写信说他将喻体和主体弄颠倒了，不久便收到邹老的亲笔复信，肯定我的意见是对的，表示出集子时按我的意见改过。不久在《诗刊》上读到《解放军文艺》社李瑛社长的一组访外诗。在描写阿尔卑斯山的积雪突然被狂风刮飞的诗句为“风鞭抽打着狂奔的野马”，我写信建议他是不是可以把“抽打着”改为“抽醒了”？不久就收到他除夕之夜给我的亲笔复信，接受我的建议，表示如果今后出诗集，一定按照我的意见来修改（信件原件保留大方县文联我的办公桌内）。这些名诗人如此礼贤下士，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良好印象。可惜我没有写出一首像样的诗来！
好在我发表于1980年第5期《苗岭》上的《鸿毛的骄傲》一诗，被选入《贵州新文学大系·诗歌集》，也算个纪念吧！
第四节 小说创作成绩不佳
我近万字的短篇小说处女作《雷打不动》，于1980年在贵州省级文学刊物《苗岭》上公开发表，起步也还是可以的，但我的小说创作进步十分缓慢。之前一年，毕节地区文化局内部编印国庆30周年纪念的小说集《北枝头》上，已收入了我的《德心造反》，但有两个原因使我的小说创作如蜗牛爬行。哪两个原因？
一是文学基础不扎实。我断断续续入了七年学，没有系统打好文学基础;自觉不自觉的自学语文呢？没有目的和计划，全凭兴趣出发，且受自有书籍的限制，找到什么就读什么，又没有学过写作知识;需要写什么就现学现写，小打小闹，写点应用文之类的小东西还可以，真写小说就感到力不从心，表达困难了。
二是职业病影响。这里讲的“职业病”就是写公文的积习。我开始发表新闻就调到县委宣传部，名为新闻干部，但抓新闻的时间很少，主要是写公文，大脑中充满领导讲话、文件精神，空话大话原则话，官样文章打官腔，文学语文丧失殆尽。我也业余写些小说稿子，但投出去很难发表。当时的编辑很负责任，退稿都要说明原因，我的小说均以人物形象不突出，语言乏味退回。人物形象为什么不突出？《山花》、《花溪》两个文学月刊的编辑先后给我专门写信说：看我的小说稿子，开头还不错，可是，后边就不像小说了。为什么呢？我的公文语言一出来，人物就被政治淹没了……翻开我的草稿来对照，编辑意见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给我指出了写小说的努力方向。
这两种既是影响我写小说进步不大的原因，又是促成我大胆写作的因素，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思想上少了许多清规戒律，没有框框套套，想写就写;写公文了解民情官意，有充裕的题材任意挑选。我的《雷打不动》就是在医院里写成的。
我的小女儿被人绊倒，摔成脑震住县医院治疗，我去陪护她。通宵不能睡觉，我就坐在病床边写小说。标题就是文革中的常用语，事实就是从医院的现实联想起文革中的真人真事，几乎是将那人那事记下来，仅把人名地名虚拟了，加了一些生活细节，半天一夜写成初稿，次日修改一遍就投邮，竟然在省里高规格的文学刊物《苗岭》上发表了，收到50元稿酬，相当于我当时月薪的1.7倍，还带出一个有趣的故事来：
我到贵阳参加一个会议，住某饭店，被安排到五楼，没有电梯，上下不便，我要求服务员换个二楼的床位，她头也不抬地一声：“二楼没床了！”又继续看杂志。我看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我的《雷打不动》，便指着那杂志对她说：“这小说写得不好，请你多多批评！”她抬头向我投来惊奇的目光：你？我一笑，便把出差介绍信递过去，指她看我的名字说：这小说是我学写的。她翻开文中作者来对我的介绍信上的名字，一字不差，但她还是将信将疑，我便说了小说的人物和故事，她马上满脸堆笑，不但为我换床二楼，还约了个文学爱好者的厨师一起请我共进晚餐。
这也是一篇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当时特别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干什么都讲突出政治，在党政机关工作的我对此更加敏感，这在文学创作上吃了亏：我写了一个《摘星星》的短篇小说投给《贵阳文艺》，编辑肯定稿子可用，提了修改意见，把稿子寄回来让我再修改一下誊正寄回去编排。那是一篇反映水电建设成就的小说，修改后，那少年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了，我便为主人公加了一段批判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独白，寄回去不久，便粉碎了“四人帮”，那稿子当然不能用了！
在粉碎“四人帮”前夕，我写了一篇评论，那是评论李宽定发表在《贵州文艺》上的短篇小说《招生》的。编辑部确定发表，但把稿子寄回来让我最后改定。附信中说我写的字不好认，捡字工困难，让我把字写正楷些，还“幽”了我一“默”：你实在写不好字，就请人代抄寄来。我真请了写字工整的族人高祥勋抄正后投回去。不久粉碎了“四人帮”，稿子退了回来，打开一看是标明了字号的发排稿，编辑只在我的修改稿中加上“干巴利落”四个字。
粉碎“四人帮”后，我用写公文的笔调写了一篇批判“四人帮”的《“三突出”就是为了突出自己》的言论投给《山花》，编辑复信：“题目选得好，问题抓得准，为什么不好好的写呢？”谁不想好好的写？写公文的积习使然。
以后，我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标注为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荒诞小说，或小小说的东西，但都没有一篇令我满意的，我以为将它们改为形象杂文还更确切些。如《山花》转载我发表在《高原》上的《伯欢使牛》也可称为形象杂文。
今年（2008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组“闪小说”，限在500字以内，但因没有政治术语等套话，还能写出一点人影子来。文学创作切忌作政策图解。
第五节 写散文随笔较好些
和上述几种体裁比较起来，我的散文随笔要写得好一些。我参与编辑《高原》文学双月刊的时候，有些作者标为小说的稿子，老作家谈志华看后说：这只能算散文。我知道：除诗歌之外的都可以称为散文，大散文像个大火锅，什么东西都可往里放，故尔好写一些。
我的第一篇正式标为“散文”的《黄鹂鸣山城》发表在1982年第三期《高原》上，那篇文章几经一位老编辑修改、润色，因他太强调艺术性了，就有不少空洞语言，不符合我的思想。我是个诚实人，养成说不了空话的条件。平时外出，遇到熟人时互相总会问一声：“你去哪里？”这本是一句套话，并不需要具体回答，只要用“到那边”三字就可应付了，可我还是要如实回答，故我不喜欢那种堆砌华丽词藻的空洞美文，我喜欢内容实在的散文。1983年第一期《高原》发表我的《美啊，家乡水》，高承仁编辑就没有大动我的稿子，读来就感觉实在，此类散文我就喜欢。
我写记实性的短文，一般在千字左右，为文有事为据，有感而发，寓情理于事实中，没有空洞说教，亦非无病呻吟，体裁也不很严，有事有议，述评结合，有如蝙蝠，也若四不像，适应面广，少占版面，因而赢得不少编辑的青睐。常在全国不同种类的报刊上发表。有的标为散文，有的标为随笔，有的标为小品，有的标为杂谈，有的标为言论，有的标为述评，有的什么都不标，就用楷字排版或发表于花边专栏里，有的……反正我只写稿件不标体裁，任编辑自定，标什么就算什么，这就自然拓宽了发表园地。有的报刊还把我列为重点作者对待。《经济信息时报》、《贵州经济报》的副刊发我的稿件就比较多一些。
《经济信息时报》创刊就向我约稿，还聘我为特约记者。在提供经济信息的同时，我主要投随笔稿。该副刊编辑钟中梯，笔名晨钟，原是军队里的作家，解放后转业到贵州某中学教书，退休后被聘为编辑，他的副刊办得很出色，所发作品常参加全国经济信息类报纸副刊评奖。他很喜欢我的作品风格，经常编发我的文章。他编发并推荐我的《承包与主管》和《开发乡土人才与发展农村经济》分别获1991年和1992年“中国经济信息报刊协会”评发的等级奖。
《贵州经济报》的编辑余建伟是写《伤痕》小说的卢新华的同班同学，具有雄厚的文学功底，他编发我的随笔和游记在读者中反映很好。我的那篇被美国发行的《星岛日报》转载的《还是大方酸菜美》的散文，就是余建伟先生编辑发表的。
退休旅居深圳之后，除应聘为《南山日报》社的专栏的作家时，在保证每天为我的《边读边议》专栏供稿后，可以顺便写点消息外，就没有写新闻的条件了，但散文随笔却照写不误。并应约为北京的《网络天地》、《万代基业》，南京的《大众文学》和贵州的《晚晴》等期刊写稿，《家庭医生报》还邀我写专栏随笔。
从2000年始办的一年一届的深圳读书月开有公开征文竞赛，每届均有全国上万人参赛。2004年我开始参加第五届深圳读书月的“阅读与成长”征文赛，我的《一读六十年》就拿了个一等奖，且名列十名一等奖中之第六，“万马营中”逞了一回英雄。2008年的第九届“一书一得”征文中，我的《身边常放字、词典》又获三等奖;名列30名获奖者中的第五。
我的散文随笔被收入多种散文合集之中，贵州文史旅游丛书之一的《奢香故里》中收入了我的几十篇，几乎变成了我的专集。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6
第六章 我的写作生涯3
第一节 杂文小品强于散文随笔
如果说我的散文随笔小有成绩的话，杂文小品的成绩就优于散文随笔。何也？因为我读书少，出山晚，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写的文章，情少于理，理胜于情，原则占上风，加之文革中我读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认真，自然而然形成一种杂论风格。
1978年底我写了一篇农村路线教育工作总结似的千字文《刻板式的工作方法》投出去，1979年2月17日便在《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上发表了，题目被改为《这种领导方法应当抛弃》，后来又被选入1985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中，题目又改为《农村致穷道路纪略》。初学写作便有作品进入中国文学史料，乃我始料不及。我在全国首届杂文研讨会上与光明日报社的《东风》编辑盛祖宏言及此事，他十分谅讶地说：他写了几十年的杂文才入选两篇，我才学写就有一篇入选，真想不到！其实，投稿时我并不知它就叫做杂文，只是如实写将出去。
因为在县首脑机关工作，了解的社会弊端较多，写的言论针对性较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我到一些贫困乡村调查，发现不少乡村领导者用“想大的、干大的”等大话空话来应付上级，欺骗群众，实际并未脚踏实地的去解决问题，成了大事干不成，“小事”又不愿干的吹牛干部。对此，我写了一篇《从少许做起》的杂谈发表在《贵州日报》上，在当地引起强烈反响：老百姓说揭得好，有的干部说我是在抹黑。
当时的报纸都喜欢搞点花边专栏来发表社会杂谈，我的作品很适合这些栏目的胃口，故他们时常发表我的作品，有时一个专栏里同时发表两篇。这就大大激发起我写杂谈的热情，更加努力写杂文了！
1984年，全国第一张，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张公开发行的《杂文报》在河北石家庄创刊，我看到消息便向该报投稿，该报第4期就发表了我的形象杂文《伯乐的烦恼》，第一次在我的署名前冠以“贵州”。此文被贵州老作家、老干部徐剑平改编为同名黔剧发表和上演。主持《杂文报》工作的副主编储瑞耕给我写信，并聘我为该报特约记者。1985年8月由杂文报社组织在北戴河召开了全国杂文研讨会，有鄢烈山、赵超构、刘甲、严秀、张雨生等众多杂文名家出席。会议以长江为界，全国分为南、北两个大组讨论，我被指定为北方讨论组的召集人，有更多的机会的名家们学习。
回到贵州，我便向贵州日报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写信，建议成立贵州省杂文学会，受到贵州日报社总编刘学洙等领导的重视，贵州省杂文学会在贵阳成立，省纪委副书记李钟伟当选为会长，刘学洙等当选为副会长，刘孑雄任秘书长，我被选为理事之一。
后来，江南又创办了一份《杂文》刊物，编辑把我当成重点作者，赠我一份刊物。后来又改名《语丝》到停刊。该刊寿命不长，曾发表了我的《赵祯与包拯》、《给委员以议政权利》等几篇较有份量的杂文。
2000年我到厦门大学参观鲁迅纪念馆的时候，管理员知道我是贵州省杂文学会理事，且爱写杂文，便特邀我题词留念！
我发表的杂文小品有五六百篇，题材来自现实生活，针对性较强，对号入座者多，有些杂谈对事不对人，读者也会自己对号入座，抑或将某些人对号入座。有些写不成读者来信或揭露性的社会新闻的素材，我就写成杂文。对此，有的读者对我说：虽然不能直接揭露，但读了你的杂文，为自己出了一口闷气心里也要舒服些！我有几十篇杂文先后被选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发行的《枫叶集》、《潮头集》;还有些被选入《贵州集文集》和《为某君肖像添点黑》、《不成名卉也芬芳》等一些合集。县委书记杨兴举（现任贵州省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等同志，曾不只一次在不同的场合称我是“大方的鲁迅”。这虽有些过誉，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的杂文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低！
第二节 报告文学和特写较为顺手
与其说是我写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顺手，不如说我碰上了改革开放后先进人物如雨后春笋的好时期，将我之前多年练笔写模范人物、先进集体和新闻报道的真实，加上文学表现的各种手法，一齐派上了用场。
我“不惑”之年正遇上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人们被压抑多年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大解放，个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突然迸发出来，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如雨后春笋，报告文学的题材很多，可以任意挑选。
默默无闻、枵腹棕衣植树20年的胡索文，被贵州日报记者刘邦举采写报道后，我经过十余次身入深山与之一起吃喝、劳动，多方采访，写成《挥舞银锄绘彩图》的报告文学，获贵州、广东、广西等南方九省区“绿色文学”征文奖，被收入《贵州林业志》，大方县林业局长谢伯荣羡慕地对我说：“贵州林业志上还有你的名字哩！”
兽医刘娜娜兴办大方民办养猪场，一下在国内外打响，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纷纷报道，可是就没有人写报告文学。我多次陪同国内外的参观人员参观，陪外来记者采访，单独找她交谈，写成《牧草青青》的报告文学，被《高原》在头条发表，被地委组织部、宣传部等单收入内部资料。
大方漆器，从50年代开始，就先后在前苏联、波兰、捷克、瑞士、比利时、芬兰等国际博览会上获得很高声誉，之前就获得过巴拿马博览会的银质奖章，被誉为“东方民族艺术之花”，畅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一直沿袭手工制作，发展十分缓慢。
80年代引入先进的丝网印刷技术后，借鉴贵州各民族中的蜡染、刺绣等诸多优秀图案，开拓几十个漆画品种，使这一古老的传统髹漆工艺绽放出青春的光芒。于是，我跳出以往干巴巴地介绍漆器的刻板文章，采写了当时的厂长杨少先，抓住他改革髹漆工艺这一线索，以写人物为中心的报告文学《漆艺之花》被《高原》发在头条，《山花》也在纪实文学专栏发表。
1987年7月6日，《贵州经济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写谢珣昌的报告文学《乡曲》。谢珣昌发明“火管平走式烤房”的节煤技术，他主动向我介绍情况，我又多次深入其家现场采访，从写他的一条简讯开始，到写他的人物消息、人物通讯、人物特写和报告文学，一连报道二十余次。这已成了当时我追踪报道重点新闻人物的一种方式。我曾用此方式连续报道过刘娜娜、杨少先等新闻人物。很多通讯员、甚至不少记者写不成人物特写，尤其是写不成报告文学，我有写报告文学之长，故在报道重点人物方面，我发表的作品比一般记者发表的多得多！
我写了一篇冯安鑫创办安化林药场的人物特写，1987年10月26日发表于《贵州经济报》上，题目取为《山里人》。这篇作品收入毕节地委宣传部后来创办的一个内刊的创刊号上，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受到我的篇名启迪，他们的刊名就叫《今日山里人》。到90年代，我写报告文学已能一次成稿了，由江泽民题词，胡锦涛写序，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辑、红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共产党人》大型文学通讯丛书，连续几期发表了我写的作品，并聘我为特约编委和编委，其中写郑世才的《路正长》一文获一等奖。
报告文学被我写活之后，特写不过是报告文学中的一个细节，可却难得抓住，一旦抓准了，很受编辑青睐。1987年8月，县长武孟伟请一位研究生向县机关领导干部作经济工作报告，好几个记者、通讯员竞相采写这条新闻，我只抓住县长亲自为报告者掺开水的这个细节，写成一篇《台下全是“长字号”县长亲自给倒茶——“今天作报告的是哪级领导？”》几百字的新闻特写，省去那些报告的重大意义及经济数据等繁琐内容，很快被《贵州日报》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我常在多人竞争采访中，以己之长胜人之短，扬长避短获得较多的发表园地。我以此写了一篇《不断加深对新闻典型的认识》的体会文章，便被《贵州日报通讯》以《多角度选取新闻价值》为题在1985年第1期上发表，江苏的《传媒观察》也发表于1985年第6期上。此文后来被贵州大学的刘智祥教授收入他的“快速写作法”一书中作为大学写作教材。
到1987年初，我发表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特写、报告文学之类的文学作品已达200多篇（首），县文化局为写《文化志》搜集资料时，让我抄一份我发表文学作品的目录给他们，我就复写一份寄到省作协，附信问他们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省作协？怎么履行申请手续？当时没有收到复信，我以为无戏了，就不再过问，仍潜心写作。谁料1988年3月下旬收到作协的复信，说我已于1988年3月16日由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理事会批准入会了。随信寄来入会申请表，要我补填上报，并要求同时报送我的作品抄件或复印件以及办会员证照片。来个先斩后奏，迄今我还不知道我的入会介绍人是谁。这样，我就成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批加中国作协贵州分会的会员。
第三节 新闻“副产品”的作用大
什么叫“新闻副产品”？词典上没有。这是我瞎诌的名词。新闻主要是消息、通讯、述评等。我把主要新闻之外的“读者来信”和“内参资料”称为新闻副产品，姑妄称之。
记者、通讯员能较多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各种社会情况，发现各种问题;有些问题是发消息解决不了的，就写“读者来信”。当时各大报纸都辟有《读者来信》专栏或专版，供读者反映问题和相关单位或地方政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有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之类，反映社会问题。那是读者很关注的栏目。
我县沙厂区的万福全区长的收音机坏了，按规定寄回厂家换新或维修，寄去几个月也泥牛入海，他特地从百里外专程来找我帮助，我将他的情况向《中国消费者报》发出读者来信，该报刊登后，厂家很快为他换来一台新的，并附上道歉信。后来他进城看我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以区政府的名义发公函去催，厂家都不理，想不到你的一封读者来信就解决了问题！”个体的问题，我通过写读者来信解决了不少，群体的问题也解决了一些。
我县供电所向用户预收一个月的电费，理由是他们要先付钱去买电来卖，不交就断电，群众极力反对地说：卖糍粑、豆腐干还得先垫本钱，你们卖了几十年的电赚的钱到哪里去了？！我通过调查，发现他们想收这笔钱去开发投资赚取单位收入;还发现他们的主要电源就是文革期间全县干部职工集资，农村社员无偿投劳兴建的东风电站，这些集资与投劳并未偿还，觉得更加不合理。我便向省和中央写了《电霸猛胜虎》的信，不几天，《贵州日报》在“读者来信”专版上公开发表了，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县城里的干部、职工、市民纷纷叫好，供电所却要和我打官司。听说供电所要到法院告我，郝梦龄等老干部表示出钱给我打官司;县邮局的几位青年职工要拉供电所长到大十字去辩论，西门一些我并不认识的老年市民见了我就感谢，大骂供电所乱收费……
这反而使我从另一方面感到不安，唯恐因群众对供电所的不满引起群众闹事，影响社会治安，我反复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为供电所说好话。后经国务院信访局的过问，供电所退回了这笔预收款！县委一位领导向我解释说：供电所接受不了的是我说他们比资本家还要恶劣！我说：资本家是用自己的资本进行剥削，他们是用群众集集资办的电来敲诈群众！说后当然也就一笑了之。
在化肥供应十分紧俏的90年代初，县委听取支农物资供应情况汇报时，我从县供销社的汇报中得知：贵州化肥厂要群众集资入股才供应化肥，且集资不分红利，好几年才以肥抵还集资;供销社去进化肥还得送鸡送肉，鸡的毛色，肉的肥瘦均有规定。这不是巧立名目坑农吗？我对事不对单位地写了一封读者来信发在《贵州日报》的二版头条，贵州化肥厂便主动对号入座，打电话到大方县政府，要县政府和县供销社领导人去向他们说清楚，否则就要停止对大方的化肥供应！
县里派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陈洪坤和县供销社主任赵鸣阁去向贵化“讲清楚”。我准备到省委与贵州化肥厂辩论，便对陈洪坤说：祸是我惹的，要讲清楚由我去，怎么要领导去？陈洪坤说：你去就是吵架，他们垄断化肥，还有什么群众说话的权利？结果他们又送去一些礼物才“讲清楚”。我问县委张志侠书记我揭露的问题到底错在哪里？他说我署名前冠有“大方县委办公室”，影响大;人家看了心里难过！
可以公开的问题发表读者来信，不宜公开，或暂时不宜公开的问题就写内参。
在中央三令五申制上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时候，我县公安机关却向各单位大肆收取治安保证金。所谓“治安保证金”，就是由各单位向公安机关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额，如果本年度内单位和单位职工没有发生治安案件，你交的保证金滚动到下一年，如果发生了治安案件，便要扣除你的全部保证金，重新交下一年的，还要影响该单位当年的奖金档次。理由是各单位要“看好自家的门，管好自家的人”。县教育局被盗后报案，案未破，招待费白花，保证金扣掉，全局奖金降一格。所以，单位发案不敢报，全县发案率大幅度降低，评为社会治安红旗县，省里拟在我县召开治安现场会。我以为这属于乱收费，便写了一条内参。报社转下来要求县里答复收取治安保证金的依据。书记吕开邦批转给分管公安的谢副书记，结果现场会未开，治安保证金却退回各单位。
（续前）1985年春，全县退耕还林现场会在陇公乡召开，现场参观县委书记赵福亮抓的样版。我和刚招聘的采编人员熊益强正在县城北面的双山区采访，听此消息，便搭乘个体户运树苗的拖拉机穿城而过，想赶到城南边的陇公乡去写条重要新闻，谁料去到那里代表们已到别处参观去了。一听坡脚生产队长明成珍介绍：该队百分之百退耕，我就感到不对劲，再问大队的陈队长也是这样说。我怕是大、小队干为了争光而虚报，便深入各家各户访问，群众说法一致。我断定这是瞎指挥。但因是县里第一把手指挥的，不敢妄下结论，我便带着小熊到田间逐丘逐块进行踏勘，把地名，面积、坡度等数据记录下来，大约30%左右不在应退耕坡度之类。
那里离县城不到5公里，回家很方便，为深入了解民意， 当晚我们就住在明成珍队长家，开始时农民不敢坦言，我便向他们讲述大跃进时期瞎指挥造成饿死人等危害，他们渐渐就向我们说起真话来。来说话的人越来越多，几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先后来了。我问他们的土地全退耕了，每亩地给200斤包谷够吃吗？让各家报面积来折算包谷总重量，他们才大吃一惊：这怎么够吃？问他们蔬菜怎么解决？大家傻眼了。我建议他们把住房附近的平地还林不退耕，如那些株距行距均为7×7米的漆树苗长大后再退耕。社员们非常高兴，但又怕县里批评，……直到次日凌晨三点过钟人们才散去。
我们走后，一个大队干部对我们的身份提出怀疑说：县里的干部敢说赵书记瞎指挥吗？怕我们是浙江来拐卖妇女的哟！第二天，他们便派人进城来了解到我们真是县里的干部，才放心回去种玉米了。
回县后，我就向省报写了内参，知道这漏子捅大了，就不让熊益强签名，他是刚招聘的，领导人一句话就可叫他回家，要开除我的工作还不那么容易。但我也作好了被处分的准备。
不久，理化区委常委、区妇联主任郭发珍便到坡脚生产队来调查我们在那里的言行。社员们都为我说好话，说我在那里什么都没有讲，包谷是他们自己决定种的，并及时派人来告诉我。我就让他们回去告诉郭发珍，就说：我高致贤说他们是瞎指挥，包谷是我让社员种的，有什么问题来找我，不要批评大小队干部！
郭发珍调查我之后不久，省委农工部的小车开到那里来了，经过对照我反映的情况后便回去了，内参起了作用，我也无事了。
秋收后，大小队长背来几十个包谷棒子感谢我，我便打酒炒菜与他们共庆抵制瞎指挥风的胜利！
我到县文联后的一天，宣传部的工作员到办公室来向我收在职人员的精神文明教育费。我问清这笔费用是省里布置收的，他说：一个职工才十几元，不多！收去请专家讲精神文明建设课，一共五讲，录成带子向职工播放。我向他讲了精神文明建设不是听几堂课就能解决问题的道理，并说你来收钱是任务，不怪你。请你回去告诉你们部长：这收费本身就不是精神文明，我坚决不交！
第二天，宣传部召开县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我在会上阐明了我不交费的理由，按他们的收费对象计，全省几百万职工该收多少钱？录五课时的录音带花多少钱？指出这属巧立名目乱收费，变着法儿化公为私！
会后，我立即写了份内参，因为是从省委宣传系统布置下来的，投给省报的作用不大，我便直接投给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我在中央党校内听他讲过课，与他有过接触，感到他很正直。内参寄出后，宣传部也没有再来收费了，精神文明建设课也未见上了！我问那些已收的费怎么处理？回答是：不知道。
县委信访办有位陈X龙主任体察民情，我写的一些内参转县处理的情况他会告诉我。他写了一篇《上访XX次，问题还是问题》的言论在地区报上发表后获好新闻等级奖，我陪他去我的同学、大方县委书记吕开邦家报喜，希望他更加重视信访工作。
作者：编号1978 回复日期：2009-1-27 14:28:00
我居然一不小心就看完了
作者：aqua_blue 回复日期：2009-1-27 16:52:00
晕死,一来就看到高老和观音同生,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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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二位关注！
第四节 通讯与消息齐飞
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的写作较为熟练之后，写通讯我已驾轻就熟，写消息更是轻车熟路、伊马可待了。
于是，我就不太想写百字新闻和简讯了，不是我轻视短讯，而是客观条件使然。那时候还未听说有电子邮箱发稿。从我们县城邮寄稿件到省城的新闻单位，一天一次邮班，路上就要花一天时间，最快也要第三天才到收发室，那些动态新闻分到编辑手里时已成了旧闻，发表的几率就太少了，如果再从乡村采访进城写稿投寄，发表几率就更少了，何必做些无用功呢！
为弥补这一客观造成的不足，我就多写静态新闻。静态新闻素材很多，但最好的静态新闻是写人，找个新闻由头把事件捆到人物身上，就可写成时效性不太强的新闻。我原计划退休前写100个人。包括写人物的消息、通讯、特写、速写和报告文学。可到退休前3年就超过计划完成了，还不包括人物消息。
1975年第8期《贵州青年》上发表我写的人物通讯《心红胆壮斗凶顽》，1976年该杂志的第4期上又发表了我写的《走一辈子革命的路》的长篇通讯。前篇写本县一赵姓青年反分田单干的事。我在深入采访期间，那个主张包产到户的老会计被公安机关逮捕了。我将此事写发在《大方青年通讯》上，上报团省委，便被《贵州青年》编发了。而今看来那导向是错误的，可当时却是大方向。第二篇写的是北京高干女儿、知青、复员军人黄建务到大方当农民的事迹，因发表时编辑加上“批邓”内容，导向上出了问题。这报道她的第一篇通讯发出之后，她成了新闻单位竞相采写的香饽饽，后来她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十二大代表，一直在大方理化的知青点上待到退休。
到80年代后期，我的新闻通讯几乎在省里的各种报刊发表，1987年10月5日《贵州日报》在第二版上发了我写刘安国的通讯《山清水秀人不老》，第三版上又刊登我写李道的人物速写《人间重晚晴》。当时的报纸每天只有4个版，打开报纸一看，我的两篇长稿赫然摆在第二、三版上，这连资深记者也难享受到的版面待遇，我这个通讯员却享受到了，不能不说是一种殊荣！我写大方城关三小教师人物通讯《章菊芳》发表于贵州教育厅的《育人诗话》上，后被湖北少儿出版社收入《师魂》集。
但在好新闻评奖的过程中，通讯获奖的几率很少，我写的几十篇通讯，只有《乌金闪光银球飞》、《绕地球走了五圈的人》和《士兵生活将军脑》等三篇获奖，且奖次较低。报纸评的是好新闻奖，通讯也算新闻类，但新闻主要是指消息。当然，也只有《一个脚印一支歌》等七八篇收入《让历史告诉你》、《足迹》等合集。
总的说来，我在报纸、电台发得最多的还是消息。
我开始发表消息稿件应追溯到1959年初在《大方县报》上发表的薅麦苗，但那还属内部出版的小报，正式在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上发表的，还是应该从1968年4月17日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大方传达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声明》算起;次日《贵州日报》上又以同一题目发表了。以后就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后才重新写消息。
1984年底我调到县广播站搞专职新闻采编，新闻随着祖国的改革开放而发展，我的新闻特长得以发挥。1986年8月12日《贵州日报》在“头版眉条”上发表了我写的《农民刘义章七个月创汇46万美元》的消息，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摘播，《人民日报》摘发了标题，几天之后《人民日报》又转发了全文。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消息见贵州日报的第二天，《山花》文学月刊的李起超编辑便赶到大方采访刘义章，后随刘义章从大方乘车一路采访到贵阳，很快写成报告文学发表;省农委的领导亲往大方调查研究，国家农委对此高度重视。默默无闻的农民刘义章，一下成了大名人。随着被评选为贵州省劳动模范，紧接着又被选为全国工商联执委，各种荣誉和职务纷至沓来。这条新闻也先后获得地、省好新闻的一、二等奖。我写新闻的积极性一下迸发出来，一发而不可收。
1987年，我除了超额数倍完成本站的采编任务之后，并在地区以的各种媒体刊播新闻和文学作品320多篇次。那一年我又碰上了好机遇：文革中被停止的技术职称评定恢复了！创办了30多年的县广播站获得了评定技术职称的资格。但在新闻系列中县里没有中级职称的指标，我便报了记者职称，其实，当时我只有两年多的专职新闻龄，地区以下是首次评晋新闻技术职称，记者虽属中级职称，地区没有评委，也要报到省里去评。评委十分严格，毕节地区8个县广播站参评，只有4个县晋升5名记者，其中两名是从贵州日报社调县广播站的，地方工作的只评了3个，其中，我是破格晋升的。
我的申清报告简单，两页稿字纸加上1000多篇人民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几十家新闻媒体发表我写的新闻目录，和新华社办的一级刊物《新闻业务》等新闻理论刊物发表我写的几十篇新闻理论目录。地区广播局人事科的吴科长问我为什么不报高级职称——主任记者？我说连中级职称也没指标到县，难得了！
不过，我调县委办公室工作后，贵州全省在县广播站记者中晋升一名主任记者，被桐梓县广播站的董明理获得。我与他的新闻实绩不相上下，但我比他多了公开发表的新闻理论。如果我不改行干行政的话，那新闻高级职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从1986年开始到我退休后的1999年这14年间，年年都获好新闻奖，且每年不止一篇，共有《镇长玻板下的座前铭》等51篇次获全国和省、地好新闻、好作品奖。另外还获“贵州日报社”和《党的生活》杂志等十几家新闻单位评选的39次优秀通讯员奖。
这些获奖作品均由首发报刊推荐，经层层评委不计名打分，最后综合总分选出来的，绝无一篇像现在某些单位搞的那种“买卖奖”。
优秀通讯员的评选条件是“一年早知道”。即各报刊在头年的年终总结或优秀通讯员表彰会上便宣布了次年评选优秀通讯员奖次的条件。在没有失实新闻的前提下，定下各个奖次的发表篇数。如一等奖30篇，二等奖25篇，三等奖20篇。发表于头版头条的，1篇折算5篇，其它各版头条的折算3篇;两人合写的各算半篇，4人署名的各算1/4篇，就说各个奖次的优秀通讯员发表数必须足额，少了1/5篇也降到下个等次，不设优秀奖。
优秀通讯员表彰会一般在次年二三月份开，开会之前各自将自发表的篇目抄送报社，与报社核兑发表篇数。那评选是十分公平的。所以，能不能评上优秀通讯员，能获哪一等奖，到年底自己就知道了。我每每获的奖次比较高，不少通讯员十分羡慕。
由于我的新闻稿件被采用率较高，我写稿也勤奋，有时同一报纸同一天甚至同一版面上用我的几篇几条信息，编辑也只好为我随机取个笔名。因为人民日报驻贵州记者潘帝都等曾剽窃过我的文章，为此，编辑为我改笔名后，我还闹出问编辑是谁盗用了我的稿子的笑话。编辑解释后，我才发现剽窃者总是发表于我发表之后，一般都发表在其它报刊。
贵州人民广播电台对我的稿子实行免检：先发给我一本盖有“骨干通讯员”的发稿签，我投寄稿时就将此签贴在稿件上，收发员收到我的稿子就直接送到责编手中，免去层层初审。省电台年年总结评比全省各广播站的来稿数、用稿率和用稿数，我到广播站的5年间，我们站在省台的来稿数、用稿率和用稿绝对数均占第一。
第五节 写作正未有穷期
写到上一节，我的“写作生涯”部分似乎应该写完了，然而，写作正未有穷期，只不过变换了时间，地点和形式罢了！
细想起来，我的写作生涯曲曲折折：从1958年的偶然写稿，次年意外发表开始，经1964年开始的认真写作主动投稿到1966年调县委宣传部任专职通讯干部的半专职新闻写作，1972年离开宣传部到团县委，1975年到文教办的公文写作，1982年到县文化馆的文艺创作，1984调县广播站专职新闻采编，1988年调县委办信息科写综合信息，1991年到县文联从事文艺综合服务兼写作到1998年退休，以及退休后旅居深圳，从未停过写作之笔，只不过变换主要任务和写作体裁。可是，不管到什么单位，主要任务怎么变换，我的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除文革中的三四年外，其余时间均未间断过。而且到哪个单位的写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调县委办三年时间，地委召开过一次信息理论研讨会，我《抓住一切机遇写信息》的论文就拿了全区两名一等奖中的一个。地委举办党委系统一次没有评奖的理论研究会，我的《拓宽视野，人才就在身边》，在毕节地委党校创办的《党建文汇》创刊号上刊登，稿件还算畅销，故有几百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发表。
只进了七年学校学没有受过写作教育的我，为何能有几百万字的作品在国内外刊播出版？抓住一切机会学习！
我以为：专靠老师上写作课来学写作是傻瓜，不学写作知识就盲目写作是大傻瓜。从开始学习写作之前我就先自学一些写作知识，特别是找那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体会文章来读，急用先学，活学活用，模仿借鉴，现蒸热卖，还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哩！
1982年毕节地区文化局创办文学创作培训班，请专家讲课，我在学习班上的小说作业《伯欢使牛》在《高原》文学双月刊上发表后，又被省作协主办的文学月刊《山花》转载;当时《高原》发表作品的稿酬不发现金只发书，我发表的作品较多，书很便宜。一次开会期间，创作室主任高承仁带大家到书店去按酬索书，我择得《写作词典》之类的书一抱。平时我进新华书店就选写作知识类的书。全省作家在兴义召开创作经验交流会，省文联主席胡维汉约起一批与会人员去挑选老版本图书，我又淘到一批《新文学大系》之类的读物。
联系实际学习写作知识的效果好，联系实践经验讲授写作知识的效也很好！县里每次开通讯工作会议都要以会代训，向通讯员传授写作知识，每次都要安排我讲课。我本无多少知识可讲，但因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我以自己的实践感受来证明并充实书本上的写作理论。培训期间，我带领学员机关或农村进行实打实的采访，师生共写，交换阅稿，对照评论;并由县报和县电台的编辑当场选用稿件。这让我讲得顺心，学员听得开心，写得用心，还很受欢迎。于是，我先后应邀到达溪、瓢井、马场、鸡场、牛场、城关、武警支队、县委党校、县老年大学、组织部、工商局、粮食局、人武部等区（镇）和县机关讲授新闻写作知识。培训过上千人（次）。
贵州日报和省电台电视台召开的通讯员会议我常被指名重点发言，但却不通知我进他们的新闻培训班。问其何因？答曰：包括我、火车站的车发奎和赫章县的徐本礼等全省二十来人不需基础知识培训，只需进新闻研讨班了，好在还有培训我的地方。
1985年全国杂文研讨会在北戴河召开，分为南、北两个讨论组，会议主办单位还指名我为北方组的召集人，使我获得一次向牧惠、刘甲、杜文远、黄锟、苏老烈等众多名家们学习写作知识的大好机会。
1988年全国新闻改革研讨会暨新闻人才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内举办，让我得到聆听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艾丰、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张胜友，中国青年报的陈小川副总编，国家新闻出版署王强华副主任，中央电台的杨青，《河殇》作者之一远志明，还有戴邦、王福如等一批专家的讲课，有的讲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1月7日，当时的头衔只是光明日报记者张胜友，个头不高，穿件深蓝色风衣上台，人不出众，貌不惊人，台下坐的有省报、省台副总编等，技术职务比他高的多，掌声也欠热烈。可他一讲到他采写海南“倒卖汽车案”如何变批评稿为表扬稿;采访邓朴芳时如何使他从不接受采访到接受采访;如何采写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等经验时，他在台上讲得津津有味，我们在台下听得鸦雀无声，想解小溲也憋着听，唯恐漏听了一点。
艾丰身材魁梧，上台就是个大官模样，他讲的记者如何与采访对象换位考？对我教育很深。尤其是他讲的激发性采访法，即是用激将法刺激对不想拿或不敢拿出来重要材料的方法，我在实践中收到很好的效果。陈小川介绍了该报言论部的米博华一天夹着单车满市跑，到处搜集言论素材等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迄今20年过去了，我对他们的精彩讲课还记忆犹新！我在后来的讲课中学他们讲课的方法，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现在我又改为电脑写作网络发表了，写作正未有穷期，此生注定我写作，不写作就仿佛失去了生命的意义。
附件：盘 存 自 己
2004年8月5日离开深圳，6日晚回到大方，9月16日返回深圳。在方期间，除拜望老人，看望兄妹，探亲访友外，就是对自己此前的写作情况进行了一次“盘存”，对一些东西心中有了数。
以前，我只知自己获奖多，奖证奖状装了一箱子，但不知具体数字;只知全国不少“人物辞典”向我征集个人小传条目，但究竟有多少种“辞典”收入了我的小传条目？除有书在手的几本外，其它就不知道了;我的作品被收多少本“合集”？墨者黑也;我保存的习作草稿本有多少……？经一一盘存，阶段库存有：
一、时有奖证奖状118个（张）（加上后在深圳获的4个奖证，已有122个了），其中，全国性的7个，省级38个，地区级34个，县级42个。这些奖项中，主要是优秀通讯员、好新闻、文学作品、三好学生、五好青年、社科成果、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全是严肃正规的评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派性奖——掌权派评奖;改革开放后有金钱奖——花钱“买”奖。这两种奖都是不正规的。其中，前一种奖我得过，如“学毛著”积极分子等，但我否认，盘存中没记上这种。后一种奖我一直拒绝参加，故尔没有。盘存中记下的都是政府组织评定的正规奖。如优秀通讯员，是以发表作品的篇数决定的，两人合写的算半篇，三人合写的算1/3篇，少半篇都不能评为优秀通讯员。优秀作品和社科成果奖也是通过层层选拔评定的。
二、现有50种文学、好新闻合集收入了我的作品。其中，手里有书的如《师魂》《枫叶集》等41种，其余9种未买书，但都得到入选通知。合集中有《中国新文艺大系》、《贵州新文学大系》、《贵州杂文集》等。不过，收进我的作品的合集肯定不止这些，一些出版商只顾出书牟取暴利，不愿通知作者，或无法通知作者。有好些本都是从我的文友处看到，或是我采写的主人公买来送给我的，事先我根本不知道。
三、有《世界名人录》等65种“人物辞典”收入了我的个人小传条目。其中，《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等12种，我有书或样书剪贴在手，其余均有校对清样或入选通知书。选了不给样书的普遍，不给入选通知的也有，估计也不止这65种。
四、我的习作草稿，从1964年开始将主要的装订成8开本，还有些临时写的散稿没收钉成集。此次清理，退休前写的52本：其中，1980年以前写的计11本，标明为《为革命而练笔》;在县科（文）教办写的2本，仍用前名;到文化馆写的15本;到县广播站写的7本;到县委办写的5本;到县文联写的12本。1998年退休后写12（后又找到1本）本，共13本，其中在大方写的1本，到汕头和深圳写的12本。另外在大方写的零散草稿19文件袋;到广东写的零散草稿2包。订成册的共65本，厚薄不一。堆起来，共厚（高）1.82米（其中，大方存的厚1.61米，深圳存的厚0.21米），比我身高0.13米。还有袋装的未量。没而称过，不知有多重。这些草稿全是我个人创作的文学和新闻等，不包括公文稿和书信等。
这草稿本子（纸）可以宣告结束了。不是我不再写了，而是从2004年3月，我从北京回到深圳后，3月31日我就开始用电脑写作，用不着草稿本子了。
我从1959年春开始向报刊投稿，1964年开始将草稿装订成册，2004年在北京写了一大堆草稿未收集后，到深圳就结束了用草稿本的历史。2004年3月31日开始了电脑写作的新纪元，故尔将草稿问题多写几句。
五、日记己经写到第80本了，这是尚在日日进展中的。我1960年开始零零星星的写日记，到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以来，我坚持天天写日记，生病也未间断过。4次住医院有几天不能提笔，能提笔后，都在病床上补记齐。文革中，我将以前用软壳大薄本子写的几十本，装订为4厚本，取名《镜子集》，分为一至四集，算为4本。以后用硬壳本写的，每本依次编写出顺序号，2003年以来，我就买一年一本的印好月日星期x的本子写，现在正在写的这本，序号编至第80号，这一本已快写完了。（现己写至第85号了）。
六、还有几笔“糊涂账”，即是可以清点而未清点的。
1、到县委会工作到文联退休这33年中的公事记录本和采访本，除在县文革办公室文革公事的绝密本，存于文件柜中被夺县委权的造反派窃去之外，其余的都还保存完好，大约有近百或超百本，很有历史价值。
2、读书笔记。文革期间及后期，我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五卷的大部分，每读一篇都写有笔记，如实践论、矛盾论等长文，几天读一篇，每天都要写，一篇长文有多篇读书笔记，故尔读书笔记的篇数必然超过所读文章篇数，但未清点。
3、同学文友的题词条数不清。中师进修同学的毕业赠言、文化部文物培训班学员、文学青年旅游团的团友、省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全国杂文研讨会的文友和全国新闻人才培训班的师生等，很多人都给我题词留念，但不知有多少条。当年时兴题词，比现在送张名片有意义多了！而且我写了一些读题词的感想附于其后，很有意思。
对上述这几笔糊涂账，下次回大方时，还须清点清点。
高致贤2004年9月29日记于深圳宝安2009年1月15日加在深圳获的4个奖证，和5本日记，其余未变。
高致贤回忆录初稿7
第七章 我的教师生涯
我的教师身分为7年，其中3年带薪离岗进修，真正的教学生涯不满4年，且分为教小学和办农中两个阶段。
第一节 瓢井小学师生情
1958年从毕师提前毕业分到瓢井中心小学任教。第一学年当六年级的班主任，上五年级的语文课。第二、三学年均当六年级的班主任，也上六年级的语文课。当时我只进过4年多学校，凭着毕节师范学校毕业的牌子，加上我胸前佩带那枚体育锻炼的 “劳卫制一级证章”，首先从心理上征服了学生。再有我的语文、音乐、体育课比较上得正规，显得新颖、出色，算术课也还过得去，毕业班升学率高，赢得家长和师生的信任，这就站住脚了。
其次是我上课时十分严厉，课堂上不准学生有半点违纪，下课后我又成了娃娃头，和学生们一起唱歌、跳舞、捉迷藏，还和学生们“跳拱”游戏，我输了就弯腰弓背让学生们从我背上跳过，男生女生一样跳;打篮球我带队;干农活我在前。使学生对我既爱又怕，很听我的话，个别差生很快变好，使我很快在师生和家长中村立起较高的威信。
以后分来的一些新教师，他们上课时学生不遵守纪律，课堂秩序不好，教室里乱哄哄的上不成课，我和李先镒老师谁无课，谁就去巡视，听到哪个教室里闹，我们就推开教室门站在门边看看，学生见了我们就马上安静下来。老师正常上课后我们才离开。3年时间就按部就班上课。
1959年后，我又兼管学校总务和秘书类的文字工作，负责全学区12所公校教师的工资发放，每周至少上20节课。还要制发全校学生的饭票。
1961年整风整社后，马顺卿校长调到县商业局工作，李先镒老师调达溪学区任教导主任，我被区委指定为瓢井中心小学临时负责人，兼管学区工作。新学期开学不久，县文教局便通知我到毕师进修。这样，我的第一阶段——三年的教师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井小教学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多少往事早已忘怀，唯有一次受“骗”的情景，依然铭刻于心，且似髹漆工艺的隐花，时间越久越显现。
1960年秋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一头扎进陋室，蒙头欲睡，可怎么睡得着呢？晚餐尚无着落，越发感到吃了上顿无下顿之悲惨！
前几天召开学区教师会议，我负责报到工作，王桂举、陈胜华们报到时，我错将10斤的粮票作1斤退出去，这就得赔上9斤，计13天的口粮。在当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吃的。十三天啊，人们都吃“低标准”，整天处于饥饿状态之中，谁还有余粮借人？
“老师，请您给我们讲道算术题。”学生班长孟信富把我请到楼下的教室中。学生们似乎显得特别“笨”，一道并非很难的算术题，我反复讲解他们都说还未听懂。十多个学生围着我轮番问个不停……
几个身影从教室外闪进来，带头的是少先队大队长熊启芬。他们不问题目，显得神神秘秘。可因他们一进来，我身边的学生们都说听懂了。全都匆匆离去，且一个个回首看我时都闪过怪怪的目光。
推开寝室门，我傻眼了：一个大纸包摆在我的床头，打开一看，里面竟是50个刺莓粑粑，还有一张纸条：
“老师，请原谅我们吧，我们骗了您……”
原来学生们并非不懂算术题，是怕我不收他们送我的粑粑，设计将我“骗”出寝室。
一个个红色的刺莓粑，那是用当地的野生果实——刺莓加玉米磨成的。刺莓是一种红荆棘上结的小粒果实，学名叫“救兵粮”，也有称“救饥粮”的，是人们充饥的一种好果实。相传，古时候有个将军带兵打仗，兵败之后，逃难途中没了军粮，饥寒交迫的士兵们，在山野找到这种甜带微涩的红籽粒充饥，救活一支军队，因而得名“救兵粮”。正值我断炊之时，学生们用它磨成粑粑来救我，我该叫它“救命粮”。我的泪水猛然如断了线的珠子。后来得知，是我连日沮丧着的面容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他们知道我被食堂扣了13天的饭票后，便由六年级班的班委会和少先队中队委组织本班学生课余上山打刺莓，到生产队收过包谷的地里去捡社员漏收的玉米棒儿，剥下玉米粒与刺莓混磨，偷偷请当炊事员的家长背着司务长做成粑粑供我渡过难关。
岁月悠悠，物换星移，50年过去了，当年的少先队员们已经手牵孙子游乐了，且知有个学生的孩子已成网络专家，还是我的博客圈子的资深成员。当然，也有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事沧桑，我早已由乡进城，由城退休，并旅居经济发达的深圳市，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时期以来，我曾吃过几千元一桌的筵席。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任何高级的食品都没有学生们送我的“救命粮”珍贵，那其中的滋味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只能将它留在我的内心深处慢慢品尝。当我忆此事时，无不再次感谢我那些可爱的学生们！
第二节 一个学生对我的启发
70年代初一个秋日下午，我到毕节地区开会时，逛到地区工会球场看职工业余篮球赛，坐上东台一个显著位置，居高临下，俯瞰精彩竞技。我发现红队的一个高大前锋甚为活跃，频频得分，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那投篮的姿势，那带球过人的动作好生像我哟！他是谁？我在记忆中搜索着……
一阵掌声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的目光迅速转向球场中。竞争进入高潮，我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高呼一声“好球——！”由于我的声音过高，引来球员们的注意。那高大前锋回头看到我，便向裁判员示意：换人。看来他是场上的球队长。替补队员代他上场后，他便直冲我来。看清了，那是我早年间的学生——熊廷贵。他老远就高声喊我;还是那么爽朗，像小弟看到久别的兄长。
未等他坐下，我便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何临时换人？语气中不觉带出几分责怪。他说：“我看到您在这里。”原来是他乡遇故知。他紧挨我坐下后，长叹一声，说：“老师，我七八年没有看见过您了！”接着又像解释似地说：“我是特地来向您说几句话：读书时我恨您对我太苛刻了，现在我又恨您那时对我苛刻得还不够！如果那时您再管我严格点，今天我也不是这个样子了！唉——！……”
他的叙述像把钥匙，徐徐打开我记忆之门。1960年，我当过他的班主任。当时，他是全校出名的“捣蛋鬼”;自己不好好读书，还要影响别人学习，弄得不少老师感到头疼。连他在本校当教师的大哥也管不住他。他的唯一特长就是酷爱打篮球，篮球也打得好，可因学习不好受老师们的鄙视。我担任他们的班主任后，首先抓纪律，指定他担任班长，专管纪律、体育和劳动。倘若班上纪律不好就拿他是问;打球由他去组织竞赛;校外劳动，我有意不参加，让他带全班去，完成劳动任务之后，又将全班同学带回教室里听他向我汇报大家的劳动情况，年让同学们评论他的领导好坏，我再对他进行总评，让他充分体会到我对他的信任。
课余时间，我陪他一起游戏、打篮球，投其所好，让他当篮球队长。他高兴极了，和我勾小指头，表示不再捣乱。我与他从此往来甚密。他同我说话最多，受我批评也最狠，表扬也不少。通过打篮球把他引上“正轨”。他很少捣乱课堂秩序了，表面上与我建立了深情厚谊，但内心里还是认为我在玩他的“脑髓”，恨我管他太严。终因之前他的学业荒废太多，学习成绩提高不大就“毕业”了，故对我有对他要求还不够严格之埋怨……
往事从我脑海中泛起，我关切地问起他工作和练球的近况。他告诉我：他在地区建筑公司当砖工，水一把泥一把的，又苦又累，一天忙得腰痠臂痛，球场都不想上，还有什么心思去练球？单位为了照顾他的业余篮球爱好，调他任会计，可他做不了账，只好自甘去干重活。“老师，不是组织不关心我，是我干不了轻巧活儿。要是那时候得您再严格管教我两年，多读点书，今天也不至于这样拙笨了！”
几句话说得我心里像被猫儿抓了一样，连忙向他检讨似地说：“那时候我对你也大苛刻了！”
“老师！”他感到我未理解他的心意，声音一下提高八度：“您还说苛刻哩！我是说您当时对我还苛刻得不够，如果您再苛刻一点的话——”他拖了个长长的尾音，而后摇摇头。
领队在催他上场了，我也催促他快去。我俩一时无言，只好紧紧一握。千言万语都凝聚在这紧握之中。
如今，小熊已属年过花甲之老人了，诸多往事我早已忘却，可那次球场边的简短谈话，却深深地铭刻于我的脑海之中！
1964进修毕业回到井小至1965这一学年，我仍然任六年级的班主任，发现学生作文时找不到多少话写，语言十分枯燥，写一二百字就完了。针对这一情况，我搞了个作文“过千字关”的活动。比如先告诉学生：本次作文内容是写秋收盛景。并带领学生到野外去参观，边参观边引导学生口头描述外景，而后再到课堂上集体讨论，我将学生们口头用得好的词语板书好，而后再让学生作文，还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它工作就没有什么建树了。
第三节 我到苗山办农中
1965年暑假中的一天，瓢井中心小学校长卢永书通知我：区委决定让我到八堡公社创办区农业中学，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去。
次日一早，我背上背包，怀揣《毛主席语录》和一个日记本，便跟着学区指导员邓正银去到八堡公社复兴大队。那里有本校教师余永达的女儿余兴荣在教民校，我们在她那里吃过午饭后，约起大队长杨文斗到上寨生产队去找到大队支书李德全、生产队长李德忠开个小会。邓正银校长向他们传达了区委决定让我到他们那里创办区农业中学的意见就走了。
其实，大队早已接到公社通知，校舍已定在上寨生产队的公房里。上寨生产队42户人家，集中住在一个村子里，其中41户是苗族，农中就办在这个苗家山寨里。
农中怎么办？没有一分钱的开办费，除了生产队借给我们一间公房外，其余就一无所有了。我仍然属于区中心小学编制，平时下乡，每天还有3角钱的出差费，可我到乡下办校，对我这个县学“毛著”积极分子来说， “开办费”就是自买的那本《毛主席语录》，里边什么东西都有，不但不给一分钱的开办费，还因离开了本校办公，连每月1元5角钱的灯油费也没有了，自己也毫无怨言。
大队支书李德全安排我和单身苗族青年李德文同住在他那七八平方米的小茅屋中，我出棉被他出草席，同床就寝，共用一炉，各自为炊。大队派苗族贫农社员李德青和我一道建校。邓正银临走时交待：学生由区里统一招收，要求我于9月1日开学。
离开学时间只有12天了，李德青和我先背石头砌个灶火。田坪生产队长吴世全借给我集体食堂使用过的一套炊具;公社小学借给我们一块黑板，自掏腰包买盒粉笔;大队长杨文斗借给我17块寸枋当课桌，每块木枋3人用;坐凳开始用石头代，后逐渐改为学生自带;课本由县文教局统一发送。区里安排民小教师赵钦宗来校上语文——他是贵州大学中文系肄业的。这样，我们硬是在9月1日开学了！
学生来自全区12个公社，全部免费入学，近的走读，远的住校，教室楼的竹巴条上铺满了床，就借宿苗家牛圈楼。楼上堆满干稻草，一旦着火，就会把全村茅草房烧光，我反复交待，严禁带灯。学生干脆钻进干草中睡觉，省得用铺盖。
赵老师来后，李德文的小床睡不下3人了，我就和学生一起到教室楼的竹巴条上去铺床，没有楼梯就砍根带桠杈的木棒代用。开学之初，学生带粮带菜，每天凑米集中煮饭，蒸熟之后分饭吃。开学后，我们首先种菜，渐渐用集体种的蔬菜统一做汤了。我和赵老师开锅，他的口粮由区里从救济粮中解决，但无副食供应，我每月有4两菜油供应，与赵老师同吃，平时我们就自己卤酸菜吃，一个学期下来，还剩下5两多菜油送给苗家五保老人陶幺奶。
村子里家家养狗，我们去挑水必须3人同行，中间人挑水桶，前后2人当保镖，各持棍棒防狗咬;但只能防而不能打，打了就会影响民族团结。星期天，我带学生到十多里外的石板公社去背煮饭煤，得到县劳模李昌喜的减价照顾。
我们实行上午上课，下午生产。以开荒种地为主，兼打毛栗、割茅草、参加当地修公路和修筑水库等有偿劳动。公社指给我们一片荒地，公社书记周英发亲自借几头牛来带我们犁荒田。学生都是来自贫下中农的劳动力，还有生产队会计，生产劳动管理有一套。
第一次“半耕”是打毛栗。季节尚早，毛栗球张口的还不多，没有手套，镰刀又少，只好打下毛栗球果用脚踩，或用石敲，取出宝石般的栗籽，谁都想尝几颗鲜，我也尝了一颗。我说：“我们先忍点嘴吧，看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全班学生就不吃了！
次日上街，全部毛栗卖得3元多钱，买了一担木粪桶和一个粪罐，还剩两角多钱，这便是我们学校的第一笔收入。
时值金秋，满山是宝。我们利用每日下半天劳动的时间，边垦荒秋种，边割茅草边打毛栗，又卖得30多元，已超过我的月薪不少了。我们又买了一头小母猪。卖主知道我们的钱来之不易，让价3元。当时尚无“优惠”之说法，反正他公开少收我们3元钱。我们自己筑土墙、盖茅草，修了一间八平方米的畜圈，关猪，也可关牛。当时的社会治安很好，故在教室挡山边修此敞畜圈。
当时区里正在复兴大队修凉水井水库水库，我们带学生去挖土方，按方计价收现金，学生各挖土方各收钱，学校一分不提留，比在生产队劳动划算，所以，一些有文化单身社员都想去农中读书。
县林业局要在乡下建杉苗圃，区和公社为我们联系到这笔活儿。我们从垦地、制种、育苗、管理全包干，共收入300多元。大队党支书李德全帮我们买了头大黄母牛，用于耕地、产崽。学校又有了一笔大财产！
猪牛是要吃东西的，学校初建，又无饲料，只好在劳动时安排几个学生打猪菜，割牛草。加上师生51人自炊的那点点少得可怜、淡得见底的淘米水饲养，它们和我们一样过得很清淡。我们两个教师，每月才有我的4两菜油供应，极少吃上猪肉，却把那猪、牛喂得胖嘟嘟的。
多数学生走读，少数学生和我们住校。住校生天一亮就外出捡野粪。我和赵教师负责饲养猪牛。每天清晨，我们一个在家（与苗家单身青年李德文同住茅屋内）挑水煮饭、改作业、喂猪;一个放牛上山、捡柴禾还要兼备课。上午上完4节课后，下午或开垦荒地，或搞小秋收，我们又和学生们一起赶着牛儿上山坡，朝夕与牛相处，与牛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牛是我们亲手劳力创收来买的，且又是我们学校“半耕”中不可缺少的，故尔我们对牛的情感，有如骑兵与战马一般，这是局外人难以理解我们与牛的这种感情的。我们对牛的感情深，还因为我们需要役牛。公社划给我们一批二耕地，我们自己垦了荒均需役牛耕翻。学生都是全劳力了，学校不交公余粮，也不搞“人七劳三”分配，劳动评工记分，全部“按劳分配”。虽是半耕半读，后来赵老师告诉我：第一季秋收分配就人均分粮250多斤，相当于一般生产队的农民分配数量。
那里的交通之难，是城里人难以想象的。生产队里牛马多，只有两条小路进出，路面经牛马踏成均匀的泥水坑，坑沿几乎如铁路轨道，晴天坑内泥水少，坑沿就干，人可踏着坑沿走;雨天坑水漫无沿，只好涉泥水走路，我们天天奔波于其间，常是一天穿破一双新草鞋。我们有时还得白天夜晚都在走。为什么呢？虽然处在生产队，但作为一所区办农中，无疑成了公社文教中心，文化工作也得抓。
八堡公社组织文艺汇演，大队支书请我们去参加，想不到我在毕师进修时学到的文艺表演在这偏僻边远的苗家山寨还派上了用场，我们便组织了学校文艺宣传队，我写了个《少生优育 子女成才》的话剧，指导学生排练，加上一些演唱，我们夺得公社大红旗，大队支书很高兴，要求以我们学生为主，从各生产队抽调青年文娱积极分子参加，成立起复兴大队文工队，由我为他们创作节目，并教他们排练，每周一、三、五晚上到学校来学表演，带他们不定期到全大队各生产队演出。我们与苗家兄弟姊妹亲如一家。苗家的猎狗也不咬我们了。
苗族五保户陶幺奶的房子漏了，我们割茅草为她盖上，安排刘泽芬等两个女生住在她家，课余她们也与老人说说话，帮老人办办事，实现余缺互补。
那里的苗族都是妇女背水吃，男人们不关心用水问题，村南有个好水源，但没有好水井，我便组织学生为村里砌了一眼大水井，并砌上“歇坎”，铺好背水的路面，赢得苗家妇女的频频赞扬！
村子里有十多个无钱入学的苗家儿童，我们便将他们组织起来，每天下午我们带学生上山劳动时，留一个学生在我们的教室为孩子们上课。没有教材就用农村扫盲课本，社员们对此也十分满意。
第一个学期结束后，我将自己的办学过程和自己的体会写成一封长信寄回我的母校——毕师，旨在向辛勤培养我的师长们汇报，谁料此信却意外地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有不少同学告诉我：学校将我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学校公告栏中，让全校师生学习讨论，藉以激发同学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巩固专业思想。
第四节 相见不易别更难
1965年5月，我接到调大方县委宣传部工作的通知，便到各苗家去告辞，为防他们集体送我影响生产劳动，故未告诉他们我的起程时间，想趁生产队出工的时间悄悄离开。我们教室隔壁的李奶奶讲不了几句汉话，但她慈母关心游子一样随时关注我，每天要到李德文的窗前来看几次，如果看到我，她叫一声“哥哥”就转身了，如果一天看不到我，她就要问赵老师和学生们：高老师去哪？
临行前，李奶奶煮几个新洋芋为我饯行，我流着热泪告诉她我离校的时间，另外就告诉公社书记周英发。那天，周书记特地赶来为我送行，以为这就不会影响社员们出工了。
山寨的清晨静悄悄，我们快步走出村寨，才欢声笑语，互相鼓励着前行。谁料刚翻过村子东北面的小山口，即将走上公路之时，忽听小路旁边的白桦林中一声“款呆木噢”（苗语：老师走了之音泽），便奔出男女老少百余人，把我一下“截”住。李德文等几个苗家小伙子一下把我抬了起来，又是“哦嗬”又是笑。原来他们窥探到我次日起程的秘密，知道我又不让他们送行，才由大队支书李德全和生产队长李德中带人先到我必经之独路口上打下“埋伏”，一定要送我起程。
边谈边走，边走边谈，年轻的我顾不了许多，可对年长我者，我都一一道别。一小时过去了，还没走出二里路，我劝他们不要再送了，也是白搭。请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出面劝他们回去也不起作用，于是，我便来了个“绝招”：坐在路边不走了！他们又唯恐耽误我到县委报到的时间，反而催我快走。我说“你们这样簇拥着我，我能走得快吗？”佯装我不走了，也不回去，就“静坐”不动了！僵持一阵子后，通过“谈判”，双方协议：大家送我到一碗水垭口上，再由李德文等10位农民和朱达发等10个学生送我到12里以外的瓢井区委报到。
协议生效后，我才发现他们为何一定要送我到一碗水垭口？那里地势高，前途开阔，我走出一里多路，回头看见大家还在那里目送着我，我的热泪又不知是当天的第几次涌出来了。为不影响他们回去上工，我一硬心肠，头也不回地前进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县城贴出揪斗我的大幅标语，消息传到八堡苗乡，复兴大队便派出已任支书的李德中和生产队长吴世全，长途跋涉百余里，专程进城来看我。他们对我家人说：“谁敢欺负我们高老师，我们就要带着苗家打猎队伍进城来保护他。”我县曾有几百人扛着猎枪，抬着一位苗族区委副书记向造反派示威游行的先例，我怕他们把问题闹大，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他们提出接我回去教书，农中有瓦房给我住，工资不少一分，还划一份自留地给我。我讲了许多好话，才把他们劝回去。
40多年过去了，当年苗族父老兄弟姐妹们送我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细心呵护我的安排，使我久久地，久久地难以忘怀！
41年工龄退休，认真回想起我的工作历程来：最艰苦的生活是创办农中那九个月，最能自主工作的也是那九个月，创造一点实绩的还是那九个月，最有意义的终于是那九个月！ 那九个月比我在文联工作8年的意义高百倍。
我先后当了不到5年的正式教师，学生和家长们给我留下许多深刻印象，觉得当教师比当公务员最能干实事。
